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哈基姆在五十年代还写了反映农民贫和斗争和三幕话剧《交易》（或译
《契约》，1956）。在《交易》的后记中哈基姆单述了他的戏剧语言改革理论，被人称之为“第三种语言论”或“中间语言论”。他在《交易》中的实践，为统一阿拉伯现代舞台语言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受到广泛的肯定和重视。
现代派戏剧的试验
哈基姆的创作实践，遵循着一条为自己制定的基本原则，即“双重收获”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剧作家既要关心传统艺术，又要关心现代艺术；既要倾听传统的声音，又要敞开胸怀接受“新事物的陌生和奇特”。他十分看重艺术形式，甚至宣称“目的并不重要，全部艺术在于手段”。他反对偷工减料、逃避艰苦的艺术劳动，始终坚持艺术上的探索，显示出求新求变的创造精神。到六十年代，他已步入老年，仍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进行试验，连续写出《彷徨的苏丹》（1960）、《喂，爬树进！》（1962）、《人人有饭吃》（1963）、《狩猎行》（1964）、《火车之旅》（1964）等所谓“非理性剧”或“荒诞剧”。
《彷徨的苏丹》（1960）以埃及马木鲁克朝为背景，写一个未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的奴隶贩子，临刑前大喊冤枉，苏丹亲自干预，命令大法官重审。原来此人只说了一句“传大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过是个未开释的奴隶”，而这本是事实。此剧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政治主题，将法律置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之上，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喂，爬树者！》（1962）既是哲理剧，又是荒诞剧。全剧分两大部分，不分幕，也没有具体时间规定。剧情朦胧，情节扑朔迷离。
在此剧中，每人都有自己一个世界，一套逻辑，一种语言，彼此难以沟通，互相无法理解。剧中人物都有一定象征意义，但剧作者又不明示或暗示，任读者和观众去联想，参与创造。《人人有饭吃》等剧也都具有相似的特征。
阿拉伯现代文学批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阿拉伯现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三十年代更是这一文学的繁荣期。1920年旅美派“笔会”成立，1921年笛旺派向传统复兴派诗人提出挑战，1926年塔哈·侯赛因发表《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1932年阿波罗诗社成立，这一系列文坛大事件使整个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受到巨大的冲击，阿拉伯文学界成为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觉醒的象征，成为主导阿拉伯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力量。
由于西方世俗文化观念的大量涌入，阿拉伯世界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者，如拉希德·利达、穆斯塔法·阿卜杜—拉齐格、扎基·穆巴拉克、拉斐仪、艾米尔·夏基布·艾尔斯兰等，凭借传统文化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对一切外来思潮采取否定和排拒的态度。他们崇经劝学，仰慕往古，有意无意地把学术争论引向宗教和政治，对革新派施加空前的压力。
以塔哈·侯赛因、阿卡德、马齐尼、萨拉迈·穆萨、陶菲格·哈基姆等为中坚力量的革新派，尽管彼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歧见，但他们一般都对传统文化采取区分与取舍的态度，不一概加以肯定；对外来文化采取积极引进和吸收的态度，不是恐惧与排斥。
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区性、国家性。是只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文学，还是也允许发展具有地域和国家色彩的多样性的文学？传统维护派出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神圣信念，认为提倡具有地区特征的文学，如“埃及主义”的文学，会导致民族统一性的削弱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而革新派认为，真正的民族文学，必须是与本地区、本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相联系的文学，他们更重视文化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发展。（二）文学语言问题。传统派认为，文学语言必须是神圣的、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古兰经》的语言。运用方言土语，提出“拉丁化”方案等，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亵渎了阿拉伯语言，都包含着削弱阿拉伯民族联系的危险；革新派则认为，应允许文学语言多样化的试验，为了获得文学的大众性，即使使用方言土语，也是应该允许的。（三）文学的目的性。传统派把文学视作坚定宗教信仰、巩固民族政治、文化统一的一种手段；革新派则提出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目标。（四）对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态度。传统派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无比丰富，只要努力发掘与继承，就会再造其辉煌与光荣；革新派则认为，东方遗产不足以使民族文化复兴，必须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才能创造出适应现代复兴的文化。（五）内容与形式。传统派的作品在形式上强调语言纯正、地道，强调修辞技巧，在内容上强调作品的道德纯化目的；革新派则强调作品内容既要反映社会群体意识，又要表达作家个人内心世界，同时强调作品艺术美的独立意义。
总之，传统派坚持的是有宗教使命感的、内向的、独立发展的文学；革新派提倡的是从宗教意识形态控制下挣脱出来的、开放的、力求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文学。前者依靠的是“信仰”，后者依靠的是“理性”；前者向往的是“有序”，后者憧憬的是“自由”。
不过在两派中，每一派都有极端分子和趋于折中的人，而且就具体人而言，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出现了新旧两派个别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彼此认同，以及新派人士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特别是带有不同西学背景的“拉丁派”与“撒克逊派”之间的争论。
尽管革新派在主要方向的选择上符合时代的潮流，但他们大多数还未将民族的和外来的价值观作客观的分析比较，并最终提炼出一种完全超越欧洲东方学家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结论，因此他们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不成熟性，给论战对象提供了出击的有利借口。
卷入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不仅仅有作家、文学批评家，而且有各个领域的学者、宗教界人士、政治人物。文学论争有时还和党派之争、政治之争纠缠在一起，形成比较复杂的情况。在此我们仅就代表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三种倾向的三位著名人物，作简单的介绍。“阿拉伯文学之柱”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 （1889——1973）是阿拉伯文学史和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位人物之一，是推动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革新派主将。他在小说创作、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外国文学评介等领域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侯赛因是由一位盲童成长为文学家的，因此他又以“征服黑暗的人”驰誉世界。他出生于埃及美尼亚省马加加城附近的基鲁村。三岁时患眼疾，被庸医治瞎。1902年入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盲人部，接受伊斯兰教正统教育。他抱着宁愿在知识的海洋中溺死的热忱，苦读规定的课程，但渐渐对所学知识的价值和教学方法产生怀疑，最终走向否定。他把兴趣转向文学和历史。1908年转入新创办的埃及大学（今开罗大学前身）。在这里他的才能获得充分发挥。1914年毕业时写出长篇论文《纪念阿布—阿拉·麦阿里》，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又努力学习法语，三次上书校方，终于赢得留学法国的机会。
1914——1919年，塔哈·侯赛因先后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索尔本大学学习，在一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法国姑娘的帮助下，系统研究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和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写出优秀毕业论文
《论伊本·赫尔东的政治哲学》，再次获得博士学位。
1919年塔哈·侯赛因携妻回国，被聘为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在 1952年革命前三十多年间还担任过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顾部、亚历山大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等职，成为埃及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塔哈·侯赛因的文学建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学翻译；（二）文学创作；（三）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他投入文坛后最初以评介翻译为主，先后翻译过《希腊诗剧选》（1920）、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的制度》（1921）、拉辛的《安德洛马克》（1935）、伏尔泰的《查第格》（1947）、《俄狄浦斯王》 （1955出版）等。他的外国文学评介活动是和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目的在于鉴别，以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来推动阿拉伯现代文学的进程。
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集中在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代表作为长篇传记体小说 《日子》（共三卷，）中篇小说《鹬鸟声声》（1934）、《文士》（1935）、（山鲁佐德之梦》（1943）、《苦难树》（1944）、系列短篇集《大地受难者》（1948）等。
塔哈·侯赛因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贯穿了他整个一生，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除了他的两篇博士论文外，他还发表过《论蒙昧时代的诗歌》（1926）、《星期三漫谈》（三卷，1925、1926、1945）、《阿拉伯半岛的文学生活》（1935，后收入《五彩集》）、《自远方》（1935）、《哈菲兹与邵基》（1933）、《谈诗歌与散文》、《和穆台纳比在一起》（1937）等专著或文论集。
在这些论著中，塔哈·侯赛因深入研究可拉伯古代的文学遗产及代表性诗人、作家，介绍欧洲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提出阿拉伯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对许多文学创作具体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