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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仪最初是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出现在文坛的。1902年至1912年分三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其间1903年还出版第二部诗集《目击者》。他有古典文学的素养，又受到巴鲁迪诗风的影响，诗作颇得巴鲁迪本人和哈菲兹等人的赞赏。
从1911年发表《阿拉伯人文科学史》（第一卷）开始，逐渐转向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1912年出版该书第二卷，以伊斯兰经训及其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后来的文学论战正是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出发点的。
1913年4、5月间，鲁特菲·赛义德在《旗帜报》上连续著文，提倡阿拉伯语埃及化，主张大胆使用欧洲术语，指出不应怕语言使用上出现“混乱”，因为由乱到治是一必然过程。鲁特菲·赛义德的不少支持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拉斐仪在7月2日的《公报》杂志上提出反驳，他说，要想把阿语埃及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把伊斯兰教埃及化，因为伊斯兰教是建立在这个阿拉伯语上的。
这次交锋只是一个序曲，但已显示出他的主要倾向和论战的特点。拉斐仪用把问题推向极端的辩术，为阿拉伯语的神圣性辩护，显示出他是文坛革新派的一位强劲对手。他像古代宗教语言学派那样，把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奇迹联系起来，造成逼人的气势。这是他在后来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最令论敌感到犯难的武器。
在进入二三十年代的激烈论战之前，拉斐仪还写出过以爱情、婚姻和大自然为基本主题的艺术性散文《月下溪》和以反映贫者命运的《可怜的人们》（1917），后者是雨果《悲惨世界》的模写本。这些作品基调都比较沉郁。在1919年埃及群众爱国热情高涨时，他又写出《埃及要和平》等一系列爱国主义歌曲，表现出高昂的激情，受到民众欢迎。
进入二十年代，拉斐仪开始频繁地对文坛上的革新派提出批评。他对阿卡德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进行全面否定，从而引发出双方在文艺创作原则上的多次交锋。
1924年1月，萨拉迈·穆萨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指名批判拉斐仪，说在埃及和叙利亚，有一个拉斐仪和阿尔斯兰为首的文学家阶层，他们眼睛总是向后看，不看则已，一看便只能看到过去。文章说，这一阶层的“文学爱国主义”，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字”的揉和杂混之上。他们“大量继承了阿拉伯人的矫揉造作，而忽略了艺术；攀附皮壳，而抛弃了内核。”
拉斐仪在同年2月份《新月》上发起反击，他嘲笑“新派”把文学变为“新闻”，只注意“内容”，而抛弃了语言。他还对纪伯伦“你们有你们的语言，我有我的语言”的说法，表示不满。他问道：“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让你像主人对待自己的私家财产一样支配语言？”他提出，阿拉伯语是建立在不朽之根即《古兰经》之上的宗教语言，只有“无知的伪信者”或“伪信的无知者”才不重视它。
语言问题实际上属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范畴。在后一个问题上他也与萨拉迈·穆萨展开了论争。
1926年塔哈·侯赛因发表《论蒙昧时代的诗歌》一书，带来本世纪前期最大的一次文学大辩论。拉斐仪作为传统的捍卫者，在这场辩论中充当了反对派的主帅。他为批判塔哈·侯赛因，于同年发表了《在＜古兰经＞的旗帜下》一书，针锋相对地抨击了对方的全部思想和观点。指责塔哈·侯赛因在其著作中表现出“狂傲”、“错谬”和“无知”，“效法欧洲思想巨人们中的破坏者”，他是“他们中的一员”。
拉斐仪认为，塔哈·侯赛因在其著作中犯下的“最可耻的错误”，是宣布在研究中要排除宗教。他说，“这是愚蠢至极”。他质问对方，假如研究者忘掉了自己的宗教，那这研究对历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他讽刺道：“塔哈是这样一个人：他带着自己的舌头去了欧洲，又带着他的舌头回来，但他把自己的心抛在那里，丢弃在罗马的废墟中了！”
在这部充满辛辣讽刺的专著中，他甚至提出这样一种政治性判断：“我担心塔哈是一个从事败坏（我们）民族道德的欧洲的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他在破坏穆斯林心目中神圣的事物……”
把文学批评引向宗教，引向政治，用宗教性和政治性结论代替文学批评，这是拉斐仪在论战中的特点。在对塔哈·侯赛因的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之后，拉斐仪又写出《在铁杆上》 （1929），对阿卡德及其诗歌革新派展开猛烈的攻击。拉斐仪与阿卡德的论战，是“力量型对力量型”的战斗，言词激烈，各不相让，创下文学论争尖锐性的记录。在他们的争论中有涉及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性分歧，也有不少感情用事的成分。
1936年拉斐仪出版三卷本的《笔的启示》一书。这本书首卷序言中正面提出了“完整的艺术创作”的标准，它们是：文学要包含深刻的内容；文章要准确、生动，能激起美妙的幻想；应把“世界的本质”忠实反映到诗文中。为此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摄取这些本质表现，善于用更忠实、更细致、更优美的风格将其再现给读者；完整的艺术创作是把复杂的表面现象安排得恰到好处，进而揭示世界的本质，文学应能表现人间之美，把生活的意义提高一步；要重视文学语言，而语言应得到理智的滋养。
他还论及作家的责任。他说，真正的作家不是为写作而写的，而是用手中强有力的工具把世界十分艺术地描绘出来。作家的责任是阐述真理，澄清是非，消除动荡和混乱，以其思想作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桥梁。作家应永远具有电流一样敏感的神经，接受精神的启示。作家的心灵中应有充足的燃料让精神的火花点燃，让思想源源不断迸发。作家还必须有深刻的调察力，因为揭露世界的本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每一个本质问题，如信仰、爱情、美、幸福、真理等，在各个时代都需要新思想进行新创作。
《笔的启示》充满虔诚的穆斯林对真主、先知的尊崇，对伊斯兰哲学、文化的自豪感，对穆斯林兄弟的同情和对伊斯兰教的敌人的仇恨。他号召圣战，呼唤“大炮样的”人，要同胞像“雄狮”一样显示威风，发挥“斗争的本能”。他用传统道德向穆斯林妇女提出忠告，要她们警惕“肉欲海洋”上的“饿鹰”。
由于拉斐仪坚持用伊斯兰的传统价值标准衡量一切并为此战斗一生，所以他在某些伊斯兰主义者和阿拉伯主义者心目中是一位英雄。
拉斐仪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正确评价这个人物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新与旧斗争的实质。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怀疑和否定，透露出一个心灵受伤的民族，对给他们带来创伤的欧洲的全面逆反，也显示出一个有丰富历史遗产和宗教文化的民族，对自身的过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