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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古兰经》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段，以达到训诫、规劝、警策、激励、辩驳、震慑等多种目的。它把明喻、隐喻、重复、排比、夸张、层进、设问、反诘、假借、特指、泛指等方法加以配合，灵活运用，造成时而深沉，时而明快，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严峻，时而宽厚的效果。不过总体风格是庄严雄浑、富丽堂皇的，给诵读者一种崇高感。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再次，是它的多向性和超时空性。《古兰经》中出现了多种称谓，随着称谓的变化，受启受诫、受褒受贬的对象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是迅速的，经常的。由此造成一种多向性，使听者和诵读者有一种立体式的领受，多方面的吸收。以真主口气发出的训谕，具有一种浩大无边的气势，超越时空一切的限制，将受启者置入一种宏阔延展的境界，随着经文的转换，跨过一个又一个新的空间，以领会其更多的超绝神妙的启示。这种意境、这种时空的流动转换，不是一般散文或诗歌所能达到。造成这种神奇效果的原因，是有一个虽未出现却无所不在的“真主”。他是居于至高处、创造一切、洞悉一切、支配一切。对广大穆斯林来说《古兰经》可以使他们直接聆听到真主的声音，真主的教诲，使真主“至高至大”的形象确立于他们的灵魂中。即使是非穆斯林，也能感受到这一居高临下的力量。
《古兰经》是伊斯兰初创期文学田园中矗立的一座“独秀峰”。站在这座“独秀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谓一览众山小。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心理巨变中，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思考，都带上宗教的色彩，任何纯文学的东西都要让路了。从这时起，阿拉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处在伊斯兰精神的主导下了。
宗教诗歌与政治演说
在伊斯兰开创斯间，尚未皈信伊斯兰教的一些部族诗人曾对穆斯林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们不但把诗歌当成抵抗伊斯兰教的武器，而且手持武器向穆斯林反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加诗人奥孜译·朱迈赫。此人曾多次凌辱穆罕默德。在著名的白德尔战役 （623年）中，他被穆斯林俘虏，在圣人而前请求饶命，保证不再反对圣人。但开释不久，又用诗歌煽动人们去反对穆斯林。在武侯德战役 （625年）他再次被俘，当他请求赦免时，穆罕默德说“为穆民之人是不会再次将被蜇过的手伸入蝎子洞中去的。”这个反对伊斯兰教的诗人终于被杀。
在伊斯兰初创期一些诗人受到贬斥，跟当时的宗教斗争有直接的关系。伊斯兰教的支持者解释说，穆罕默德并未号召穆斯林弃绝诗人和诗歌，并未对诗人采取敌视态度；《古兰经》也没说诗人们本身是迷误的，而只是说“跟随他们的人”是迷误的。他们强调，穆圣不曾委屈过正直的诗人，例如，他曾为诗人哈萨·本·萨比特（？——674）在清真寺内修过诵诗台。还说，穆罕默德的妻子是位讲诗能手。圣门弟子，迁士和辅士们，很多法学家，甚至四大哈里发，人人都能诵诗。而穆圣本人在听过诵诗之后，还曾表示钦佩和赞赏，说过“修辞中有神奇，诗歌中有智慧”这样的话。
哈萨·本·萨比特是麦地那一富有家庭出身的诗人，原来喜欢饮酒、游乐和与女人调情。他在六十岁上皈依了伊斯兰教，立即成为积极捍卫这一信仰的人。他写诗反击古莱氏人的攻击，热情保卫先知。穆罕默德对这位年长八岁的跨代诗人十分欣赏，不但分给他战利品，而且把妻妹嫁给他。
哈萨的宗教诗歌，多为政治性的颂诗或讽刺诗。他赞颂先知、四大哈里发和为保卫伊斯兰教而战的英雄和战土，描写穆斯林的高尚品格和宣传先知的使命，说穆罕默德在瞬间降临，如引导万民的“明灯”。他虔诚地向真主表白，将生生世世向他祝祷，祈颂。他也写悼诗，痛挽穆罕默德，忆述这位使者的美德，希望能在天堂与穆圣相会。他写讽刺诗抨击古莱氏人中的多神教徒，措词严厉尖刻，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倾向性。
哈萨的这些诗歌，代表了伊斯兰初创期宗教诗的一般特点。在内容上，比贾希利叶诗歌增加了一些属于宗教的新东西，如真主独一、趋善避恶、思赏惩戒等，但在艺术上缺乏润饰，诗句不够和谐，艺术性有所减弱。不过由于这些诗有记史叙事的内容，所以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哈萨被认为是“伊斯兰宗教诗的奠基人”。
阿拉伯文学史家把生活在贾希利叶和伊斯兰两个时期的诗人称作“跨代诗人”，哈萨就是一位典型的跨代诗人。
在这一时期散文文学也与宗教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演说、书信、函札类文献，是这一时期艺术和实用散文的主要形式。
在阿拉伯民族历史大变动的这一时期，演说极为盛行。有政治性的，有宗教性的，有军事性的、有公共事务性的，但所有的演说无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这些演说的基本特点是突出对伊斯兰教的无限忠诚，为了保证最大的效果，随时引用《古兰经》的教导和规定，昼量激起穆斯林听众的热情，同时对敌人发出警告和恫吓，显示出雄辩的力量。
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从哈里发到总督，都扮演了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600——661）就是一个典型。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和事业继承人，勇敢善战，被誉为“伊斯兰之剑”。他的演说，显示出对真主的坚强信念，他常常用热烈而美好的祈祷制造一种气氛，同时不失时机地向听众提出按正义、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去行动。他号召团结统一，保证维护广大穆斯林和战士们的权利，从而博得广泛的拥护的支持。他特别善于在演讲和信函中加入简洁有力的格言警句，如“尔若后退，则死亡向前”、“最高尚之富足，乃抛开贪逐”，“给你警告，犹给你喜报”，“忍耐有两种：对你所恶之忍耐和为你所好之忍耐”、“没有比智慧更富足，没有比无知更贫乏，没有比文化更美好的遗产，没有比商量更能给人帮助”，等等。阿里的演说、命令、函件、书信等，在11世纪由诗人谢里夫·拉迪收集汇编成册，即著名的《修辞坦途》。
伍麦叶时期的文学
公元661年，雄心勃勃的权术家穆阿维亚击败了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建立了家族世袭制的伍麦叶王朝（661－750），纯粹的伊斯兰精神或伊斯兰理想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狂飚时代结束了。新王朝关心的是国家的力量，是政治的控制和权力的推行，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的纯化和垄断。统治阶级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权力再分配之后，一方面迎来了新的政治派别斗争，另一方面开始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他们追求安逸和浮华，过奢侈的生活。除物质上的享受之外，他们也开始重视精神上的享受，重视文化娱乐。于是一度因宗教勃兴而相对受抑制的文学艺术创作，重新得到发展，“诗神”、“乐神”再次占据显赫的地位。从中央的哈里发宫廷，到地方各省督的府宅，都麇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歌手乐师，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诗人。
在伊斯兰初创期，阿拉伯文学集中于宗教教义的阐发、宗教政治体制的建立，集中于社会理想的宣传和穆斯林神圣使命感的普及。狂热的宗教情绪控制了整个社会，也控制了文学和艺术。那是一个革命时代，一个非常时期。但到了伍麦叶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时代变了，宗教革命的高潮期已经过去，朴素的宗教革命宣言和教条再也不能将文学艺术限制在划定的范围内，一个文学艺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呈现在人们面前。
伍麦叶朝的政治诗
和前两个文学时期相比，伍麦叶朝的诗歌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引人注目的发展。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为部落服务的，诗人多半是部落的代言人；伊斯兰初创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为宗教服务的，诗人很少，而且多半是自觉为宗教服务的。到了伍麦叶时期，诗歌虽然也为部落、为宗教服务，但更多的是为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服务了，诗人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战士，或者工具。因此，诗歌的内容更具政治性、斗争性、现实性，尖锐性，充满豪壮之气的矜夸诗和充满论辩色彩的讽刺诗成为文坛最流行的诗歌形式。
和伊斯兰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上层统治集团代表人物哈里发和权贵们，都十分重视诗歌和诗人，在他们面临着敌对政治——宗教派别的反对和威胁时，他们竞相笼络诗人，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为他们举办诗歌吟诵会，鼓励人们积极参加，以增加代表该政治集团利益的诗人的影响，从而巩固其政权的权力基础。
为哈里发政治、部落政治和其他政治目的而作的诗歌，被阿拉伯文学史家称为“政治诗”。这些所谓的“政治诗”并非无本之木。贾希利叶时期和伊斯兰初创期都有政治诗，但其“政治”色彩并不像这一时期如此明显，那些诗歌更多的是部落、酋长国或宗教色彩。
在伍麦叶期，与当权派伍麦叶人发生严重政治或宗教对立的派别很多，他们主要是反对哈里发政权的贵族化，主张伊斯兰平等，要求政治清明廉洁。代表这派的诗人有欧默朗·本·哈唐、蒂尔玛赫·本·哈基姆等。他们的诗歌简短、洗炼，富有激情和创新精神，大量从《古兰经》和教律中寻找观点和论据，目的旨在恢复早年的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