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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警幻仙姑之所以推许、看重宝玉，乃是因为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而宝玉与所谓“世之好淫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意淫”二字。在警幻仙姑看来，一般“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者，大抵不脱“皮肤淫滥之蠢物耳”，而真正的多情种子却是能够“领略仙闺幻境之风光”的“意淫”者，即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说的：“与美人相对，就是一种幸福”，庶几就能够代表这样一种境界，或者一种状态。所以警幻仙姑既充当了宝玉的性爱启蒙者，同时又及时提醒他性“即迷津也”，毕竟“意淫”者才是仙姑理想中的浊世佳公子形象——这里无疑带有明显的灵、肉两分的痕迹。文人对于人格高下的判断亦同样由此划分。可见，“蠢物”与“意淫”者虽然都喜欢美女，但后者与前者的“片时之趣兴”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与其说后者喜欢的是女人，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而那些心智超群、纯洁无瑕的女孩子，也正是这一理想的象征与化身，所以，作为“意淫”者的贾宝玉屡屡声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就毫不足奇了。
但是，话虽如此说，但警幻仙姑的灵、肉两分却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她本人也只能沉迷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之境而无法解脱。根据她的理解，所谓“意淫”，原是将性的接触限制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之内，为你制造想象力的空间，而并不提供性的生理满足；让你感受到性的气息，却无法真正抓住它。传统社会之所以不乏意淫氛围的营造，首先是因为它缺少两性之间正常交流的机会，当性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发泄时，它只好诉诸精神的自赎来解决，性就是以这种意淫的面目出现在传统文学中，满足着各色人等的心理需要。人们读明清小说，总能在其中的两性关系中嗅出一股狎邪的气息，即一方面是无休止的纵欲，另一方面却是以精神营造性爱的乌托邦，即前者刻画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性爱场景中的拉线木偶，后者则塑造灵、肉两分的理想人物，借小说之名，行意淫之实。而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殊途同归，不免都是性压抑的产物，只是前者执著于性行为，后者执著于性意识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文人更喜欢以他者的目光去偷窥性爱场景，来达到自己解欲的目的，因为宗法社会必然以禁欲为保证其血缘关系纯正之前提。在这种环境下，偷窥实在不失是一条风险最小、收获良多的解欲渠道。表现在性爱描写上，则大多相互因袭，既缺少个体间的差异，尤缺少个人化的真实体验，所以他们意淫起来固然津津乐道，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性爱操作细节，马上就会想象力枯竭，陷入陈词滥调的境界中而无法自拔。不过，意淫虽然与现实无涉，却足以为想象力提供一个左右逢源的空间，最终使意淫演进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性爱文化，以至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湎其中，且乐此不疲、大废不起。据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所载，汉灵帝曾在自己的王宫中建了一座“裸游馆”，为的是让美丽的宫女们在这里集体裸浴，供他观赏；到了《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则尤喜欢从浴室外四垂的帷幕间偷窥赵飞燕姐妹洗澡时的裸体，甚至为自己的这一雅好不惜动用国库里的黄金来贿赂宫女。最绝的当然还是《长生殿》中的“窥浴”一节了，洪升以宫女的视角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鸳鸯浴”：“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双蓓蕾，半点春藏小麝脐。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在这里，很难分清何为实、何为幻，哪些是真实场景的描述，哪些出自作者的想象，借用纪晓岚评价《聊斋志异》的一句话，真个是“燕昵之词，亵狎之态，细微曲折，描摹如生”，字里行间，可谓极尽意淫之能事。
中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所谓“偷不着”，其实也就是意淫了。看来，无论是让人失魂落魄也好，令人精神恍惚也罢，意淫的欲擒故纵与欲盖弥彰之玄妙，的确自有其颠倒人心的力量，而且，不管意淫的现实作用如何，它曾为自古至今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也越是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读者除了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而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清代统治者也敏锐地看出了曹雪芹的用心所在，看出了《红楼梦》虽然并没有以文字宣淫，却有着远比那些“淫词小说”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杀伤力，所以，对之围追堵截不遗余力，甚至咒骂作者身后萧条是“编造淫书之显报”等等，也就决不是偶然现象了。
我有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曾将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的性爱故事进行了再加工，其文笔也算极尽声色缠绵之能事，结果虽然其间的性爱细节终于大白于天下，阅读效果反而不如原著更让人想入非非——一览无余也就了无意趣，可见，蒙在性爱上的那层薄纱实在还是轻易撩不得。
玉钗思重是前生
——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始末
？ 戴庆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人赵翼的这两句诗用在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伟业身上是颇为合适的。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英雄辈出而天下苍生却受苦受难的年代。正是这个动乱的年代成就了一个有清一代最杰出的诗人吴梅村。但是，这绝非是他个人的愿望，因为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掩盖不了他人生道路的巨大悲剧。生活在动乱年代的人究竟还是不值得羡慕的，不管是什么人。有句名言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当然，那些不惜以天下苍生的性命为赌注来博取不世功名的“英雄豪杰”除外。
吴梅村的人生悲剧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他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又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缩影。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是缺少培植爱情的土壤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早早地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绳索捆绑住了。但毕竟对爱情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它可以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被摧残，却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完全扼杀。敏感多情的文人墨客尤其如此。但是，在歧视妇女的封建时代，能与这些文人墨客找到共同语言的有文化有教养的女性人数本来就不多，且这少数人又大多养在深闺，被无情的礼教重重束缚着。像《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似的爱情只会出现在戏里。但是，到了晚明时代，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产生了以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为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尽管她们仍然是被玩弄被侮辱的群体，但却不同于纯粹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娼，因为她们有着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文化素养以及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她们中的姣姣者就成了生于末世的文人名士们精神寄托的对象，以她们女性的妩媚和温柔滋润着这些在乱世烽烟中惶惑不安的灵魂。她们与这些名士结为知己，在感情上情投意合，在文学艺术上有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上也有共同的见解，留下了无数爱情佳话。于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名士们与这些秦淮佳丽结为连理一时蔚为风尚，如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等等。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的吴梅村也未能例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与卞玉京最终未能结成连理，他们的爱情悲剧成了时代悲剧的见证。
出身贫寒的吴梅村，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从崇祯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并取得会试头名的好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他的文章还得到崇祯皇帝的特别赏识。在他会试高中第一名之后，初到京城的他就被动地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他因为受到当朝首辅周延儒的青睐而在会试中取得头名，但被与周延儒有矛盾的次辅温体仁指责为舞弊。科场舞弊的罪名如果成立，不仅吴梅村本人的仕途前景会化为泡影，首辅周延儒也脱不了干系。一时不知所措的周延儒干脆把吴梅村的卷子送到皇帝的面前请求圣断。年轻的崇祯帝看了试卷以后对吴梅村颇为赏识，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八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有了皇帝的首肯，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波顿时无影无踪，吴梅村反而因为皇帝的褒扬一夜成名，顿时身价倍增。也正是这个原因，吴梅村一生都对崇祯这个亡国之君饱含感激和景仰，在他被迫出仕清王朝的时候，也比其他的前明官员多了几分良心上的愧疚，负罪感也就更加深重。
卞玉京的身世却已经无从考证，连吴梅村也说：“玉京道人，莫详自所出。”〔1〕她可能是南京人，姓卞，初名卞赛，后改名卞玉京。因为吴梅村一直称她为玉京，因此本文仍然沿用此称呼。同所有的秦淮名妓一样，卞玉京很美丽也很有气质。吴梅村曾赞扬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吴梅村还记载，她书法很好，能写一笔漂亮的小楷，绘画也不错，特别擅长画兰花，据说一落纸便是十余幅。她还能够弹琴，指法精妙〔2〕。可惜的是，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