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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新。”〔13〕其中，“栽桃李”用的就是阳虎不善树人的典故。可见，诗人对阳虎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
孔子一生也有做官的政治抱负，其周游列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希望有人赏识，借以进入仕途。不客气地讲，孔子想做官，曾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差点做出了傻事来。公山不狃亦是春秋时期的一大“恶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由此可见，若不是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誉，力劝孔子放弃糊涂的想法，孔子或许真的会与公山不狃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孔子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其脸谱也要另描了。孔子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前后约有四年时间（即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497年）。但在其他年龄段，则一直不顺：要么无人赏识没得做，要么与人政见有异不愿做。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被迫潜心学问，专心授业。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没想到，歪打正着，官未做成，倒成就了孔子的另一番事业。孔子因此而成为“儒学教主”、“万世师表”。这一点，不仅阳虎没想到，恐怕连孔子本人也未曾料及。
三、政见不同
阳虎是一位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当权者或有势力的人发生冲突，为后者所不齿。
被史料记载下来的阳虎言论远不及孔子的多，可谓雪泥鸿爪。不过，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少得可怜的阳虎言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阳虎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在前面提到的阳虎与孔子的对话中，阳虎所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就极富哲理味道。以致有人认为，孔子答应出来做官，就是被阳虎这句话感动所致。因为，在这次对话中，阳虎一共提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阳虎是自问自答，孔子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有阳虎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孔子才回答：“诺，吾将仕矣。”孔子后来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4〕，也是受了阳虎的启发。不管是否如此，我认为，阳虎的语言天赋、哲理思维决不在孔子之下。他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完全可以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分伯仲。但是，阳虎有些话，确实是说过了头，过于绝对化，没留丝毫的回旋余地。
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5〕也许，阳虎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感而发的，并且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轻商重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敛财或者发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从纯立论的角度言之，阳虎的这句话就存在着硬伤，容易遭人非难，被人驳倒。因为，“富”与“仁”，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完全可以做到“为富且仁”。两千多年以来，阳虎这句话一直被作为靶子，遭到人们的批评和鄙弃，甚至有人认为，阳虎就属于“亲富不亲仁”之辈〔16〕，将“为富不仁”的粪盆子扣在阳虎的头上。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富人几乎都是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按阳虎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富不仁”者。很显然，这是他们不能承认和接受的。
而孔子则不一样。从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富”与“仁”的关系问题，而只谈到“利”与“义”的关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强调“义以为上”，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7〕。由此可见，孔子将“利”与“义”并没有绝对地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尽管模糊，但对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
阳虎还有一句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18〕对此，郭沫若十分欣赏。他认为，“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19〕。不过，当权者可不容许属下像阳虎所说的这么干，让自己的性命丢掉。而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观点则要温和得多，他主张“以道事君”。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0〕他所说的“止”，是辞职，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聩荒淫，孔子都不主张推翻，更不主张杀掉。两者相较，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阳虎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执囚桓子”即是其例〔21〕。他的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行为，破坏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后来，扣在他头上的“乱臣贼子”帽子也由此而来。
由于阳虎的不慎言论和极端做法，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二千多年以来，对阳虎的谩骂，不论是官骂，还是民骂，统治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这也是对阳虎的骂声二千多年来一直不绝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其实，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孔子及其徒子徒孙骂他，是因为政见不同和私人恩怨。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容许人们随意谩骂阳虎、丑化阳虎，是因为阳虎的一些言行，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或有损于他们自我称榜的“仁德”形象。今人对阳虎，应作客观评价，公正对待，不可不分就里，鹦鹉学舌似的乱骂一通。孔子固然可敬，但阳虎也不致落骂。对阳虎的骂声应该休矣。
注释：
〔1〕〔2〕〔21〕《史记·孔子世家》。
〔3〕〔18〕《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4〕《论衡·讲瑞》。
〔5〕《论语·述而》。
〔6〕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
〔7〕《论语·子张》。
〔8〕《孟子·公孙丑上》。
〔9〕《孟子·万章下》。
〔10〕《叹鲁二首》。
〔11〕《杂歌》。
〔12〕《医医十病》。
〔13〕《少年行》。
〔14〕《论语·子罕》。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左传·定公》。
〔17〕〔20〕《论语·宪问》。
〔19〕《十批判书》。
鸿雁传书及其他
？ 眭达明
引 言
关于通信，古代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拘留，关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死。与苏武一同出使匈奴的常惠秘密地见到了汉使者，告诉苏武并没有死，并让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鸿雁，雁足上系着一块帛书，上面说苏武在一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民间还流传一个故事是：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由于这些故事的流传并成为千古佳话，因此，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后两句就借“青鸟传书”的典故，寄托自己希望与亲人通信和见面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有一首汉乐府诗是这样写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诗人一对鲤鱼，叫儿子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对方多加餐饭，同时作者也表达了长久思念之情。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鱼肚里有一封信，信中预告他以后将被封在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此外，古代还有过家犬传递书信的记载，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黄耳传书”。
据《晋书·陆机传》载：晋初大诗人陆机养了一只狗，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有一天便对黄耳开玩笑说：我很久不能和家里通信，你能帮忙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摇着尾巴，连连发出声音，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一封信，装入竹筒，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不仅把信送到了陆机的家里，还把家人的回信带了回来。后来，黄耳就经常在南北两地奔跑，为陆机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与普通百姓通信十分困难相比，古代官府的公文信息传递相对来说要先进和方便得多。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已建立了驿传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这套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通信设施建设便已相当完备和发达了。现在，我们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古人擂鼓传信、烽火告急、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