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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夏国上》记载，庆历元年（1041年），元昊又一次向宋发动进攻。二月，元昊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准备同韩琦统领的泾原路主力决战。这时韩琦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听说元昊率领大军已经到达怀远城（今甘肃平凉以北），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前往抵御，进行阻击。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敌军背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断敌归路。临行前，韩琦再三叮嘱任福：“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率领轻骑数千，越过六盘山后，在张家堡南遇到夏军，旋即投入战斗，打了一个小胜仗，杀敌数百人。夏军假装败北，沿路丢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于是贪功冒进，在后紧紧追赶，一直追至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城北十五里，两边山谷环抱，只有一径可通，正是兵家设伏之处。
伪败的夏军，故意保持四五里的距离，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笼竿城北，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这才发现已经中了元昊的诱兵诡计。
任福、桑怿等为了冲出包围圈，率军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正准备布阵应敌时，有士兵在路旁拾得五六只封闭严实的银泥盒子，盒中有动物跳跃的声音。士兵不敢打开，上交给任福处理。任福命令士兵打开后，一百多只鸽子从盒中飞跃而出。这些鸽子的脖子上都挂了小哨铃，它们腾空而起后，盘旋于宋军头上，发出一片哨铃声。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原来这些鸽子都是军鸽，是元昊有意放置在这里，让宋军拾到后放飞的。宋军果然中计。元昊得到鸽子发出的信号，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地。这一仗，宋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也都战死了。
即使到了今天，通信技术已高度发达，利用信鸽传递军事情报，仍有军事作用。如在高原哨所，孤岛驻军，常常利用信鸽进行联系。全国各地的信鸽协会会员也总把自己多年精心驯养的良种信鸽送到部队“参军”，不少鸽子还在执行任务中立下了军功。
西书、礼品与鸦片
？ 萧春雷
比利时人金尼阁是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1613年，在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他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国学者不喜欢这名字，改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作了补充和润色。这本著作刊印后，在欧洲引起轰动，耶稣会内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金尼阁还有两个任务，一是请求耶稣会总会增派人手，二是采购图书仪器。采购图书仪器是为了在北京建立一个图书馆。教皇保禄五世向中国耶稣会赠送了五百多册图书，其余部分，则由金尼阁和同伴邓玉函精心挑拣，从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收集而来。
1618年4月，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往中国航行，次年7月抵达澳门。同行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都是饱学之士，日后并成了传播西学的栋梁。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七千余部图书随船远航。旅途是艰苦的，有七名传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又有一个资料说，同行的传教士仅存五人。幸好图书完好无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大陆。
金尼阁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即使在欧洲，如此规模的书籍，也堪称大型图书馆。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准备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如果这七千册书全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什么面貌，超乎我们的想象。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中国倘能加入这一运动，其历史必将完全改写。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过早病逝，“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1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说：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1949年，由惠泽霖教士领导完成的北堂藏书目录，把教皇赠书的数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种，计四百五十七册。
七千部西书来到中国后，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译成中文，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下落不明。在北堂图书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不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和《安哲罗全集》这样的哲学经典，还有当时极其时髦的科学名著，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十七世纪初的欧洲人，刚刚暴富，也没有多少家当，他们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来，自己花钱运到中国。中国对此的反应十分冷淡。当时的情形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通拉丁文的。译书时，由传教士口授，中国学者记录大意，润色文字。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译的艰苦。他说：“（徐光启）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译稿。”几个世纪后，李善兰译数学、林纾译小说，还是采用这么笨拙的方法。
参与西书翻译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刊印书籍的费用，大多由译者承担。明末清初的译书，几乎完全是耶稣会这个宗教小团体孤军奋战。他们是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义的，却成了传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先驱，多少显得有点不务正业。这时候，中国的一流学者，例如钱谦益、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可是没有介入翻译事业。持续两百年的西学东渐，《崇祯历书》、《几何原本》、《职方外记》、《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的崭新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知识，都没有召唤来一个教外大学者，抛弃传统作业，学习拉丁文，悉心探究异域文明。
许多人对明末清初的翻译事业做过研究，对于耶稣会译书的成绩，整理出不同的统计结果。美籍学者钱存训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裴化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两书，统计耶稣会士共翻译西书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书籍二百五十一种；人文科学五十五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学一百三十一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
中国第一个有远见的学者是徐光启，因为他说了十二个字：“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将翻译置于会通之前，认为我们不了解西方文明，就谈不上会通中西，超胜西方。他生活的年代，中西两种文明的差距不大，日心说虽然提出，然而只是一个假说；牛顿还没有出生。这时候讲会通还是可行的。
清初士人也讲会通。被称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学术界一致公认他已经会通了中西。但他仅见过西方传教士两次，没有深交，其西学知识都是从译成中文的西书中得到的。在天文学方面，他提出了一种旨在调和托勒密和第谷体系的新理论，从《崇祯历书》中的片言只语里，引用开普勒的磁引力说，来解释行星轨迹。他不知道，在西方，牛顿已经提出万有引力，哥白尼体系获得了决定性的支持。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只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没有包括立体几何的内容，梅文鼎根据西书《测量大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独立探索了立体几何学的一些方面，只写成《几何补篇》。其实，西方早有现成的体系，只要把《几何原本》后九卷翻译出来就行了。事实上，从科学进步的角度看，梅文鼎并没发明什么，他的大多数研究均已过时，毫无价值。
梅文鼎完全明白西学的价值，而没去翻译西书。如果他提出要求，以他的学术声誉，在华的耶稣会士一定会乐意合作的。可惜他想都没想过要先翻译，再会通。西学不只是传教士介绍来的那些东西，在它的诞生地，西学充满生命，正在迅猛发展。以今日之中学与往日之西学融会贯通，怎么可能超胜？清人不解天下大势，夜郎自大，过高地估计了梅文鼎的学术成就。刘献廷说：“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李光第说：“从来历学，须以梅定九为第一。”既然他的数学和天文学都是中华第一，那么我们把他和同时代的西学第一人相比，就很公道了。你觉得，梅文鼎（1633～1721）和牛顿（1642～1727）相比，如何？
晚清另一个数学家的命运也令人感慨。海宁人李善兰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十岁读《九章算术》，十五岁读《几何原本》，都是不烦师授，自修而成。他能够接触的数学知识，除了中国古代算术，就是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初等数学。1852年，四十二岁的李善兰带上自己的研究著作，来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向传教士打听，西方是否有他研究的那些学问。正在主持西书中译计划的伟烈亚力阅读后大惊，认为他的研究近于微积分，可是微积分还没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