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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常会因情绪激动，破口直言，而笔锋又凌厉尖锐，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17〕。这时胡适已在病中，似未有任何答辩，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这件事〔18〕。接着，胡秋原〔19〕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亡国”，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立即遭致李敖的反驳。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认为“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企图改正美人缺点，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将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以及自己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而“其他的大量文字，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20〕
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李敖自己也惊讶了。这篇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一时间是“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21〕。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此时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就这样，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而爆发。参加论战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不久，胡适去世。1962年3月1日，《文星》因势利导，于第五十三期推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在这期文章中，除十一篇纪念文章之外，仍有三篇论战的文字，分别为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徐复观的《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答黄富三先生》、李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时洛阳纸贵，杂志几天内连印四版，计二万多册，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终于喧嚣腾上，为整个台湾社会所瞩目。有学者认为，就在《文星》提供“讲台”的这一期，“《文星》的新人物李敖已经领头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破口大骂，同时，年轻的一辈已经对老一辈展开全面性攻击。他们不但以古人，同时也以现时现地的今人作‘战争’对象，而且这时候的论辩，不仅不能平心静气，甚至极普通的道理，也必须以挖苦与讥诮的口气才说得清，讲台已在不自觉中变成了擂台”〔22〕。其实，这一段议论未必持平而公允。年轻、嚣张的李敖们固然是在骂人了，但徐复观从一开始就对胡适“恶语相向”，实际上也是引起论战双方开骂的一个因素。再如，这时替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帮腔的某些人在1962年2月25日《政治评论》上撰文讥笑李敖是“胡适的鹦鹉”，嘲讽李敖与陈序经〔23〕“真是穿着一条裤子”等，显然也表现得不够理智。就此看来，论战从一开始就暗含一股远离理性之岸的暴戾乖张之气，其实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同期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此时又为文大捧，“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两个月之内，如此转态度者，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居浩然在文章中也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他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同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且开了个洋书单，要他“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李敖则在文中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想以万花筒的方式，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逻辑观念也不正确，并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完全是一种轻蔑的口吻；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除了先天因素外，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多做硬功夫，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识，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胡秋原不过是一个“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而已，于是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也勿被名词玩弄”，“多动大脑多思考，少动小脑耍笔杆”；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过胡适，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毁也好，誉也罢，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他问道：“凡是人便有灵性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至于妇女缠足问题，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徐对胡适的批评“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孟戈则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虽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人身攻击，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可这一期的《文星》就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也遭受无情的批判。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24〕。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他们迁怒于《文星》，实际上也是在责怪萧孟能。就在这时，胡秋原却突然翻脸了，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而是转移阵地，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他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予以个别批评，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自己，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原则上，只要是言之有物，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我都让它发表。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恼羞成怒。对《文星》拂袖而去，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不管有多长，我们还是照样刊登。过去他的长文，我们不但登，而且是一次登完。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文星》不惜增加页数，一期登完。我们对他的尊重，他是没有话说的。相信任何其他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5〕
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