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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曾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于是《文星》第五十七期的“编辑室报告”中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可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而胡秋原、徐复观这些人自认为遭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于是也不愿坐以待毙，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了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则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当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无疑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台湾他们与下一代的西化派青年知识分子对立，被当成传统派的“义和团余孽”而遭受声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于这帮“胡适的鹦鹉”极为不满，觉得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并说他们“还带着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
1962年5月5日，《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另一个是“走不通”，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时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李敖还写了“重刊后记”，“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27〕。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让步的决心。至此，文化论战进入了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继续刊登讨论胡适思想及文化问题的文章，其中重刊胡适的《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就在这一期，有好心人开始对论战双方进行“调和”。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现代文化基础》一文中，希望台湾学术界的风气现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处着眼，称旧账是算不完的，一时也难有结论。以梁氏之见：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君悼念胡适的文章，其命意大体相同；居浩然当年教国文的种种高见，与徐复观所说的相去并不太远；李敖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的儿女在国外学理工，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现代化，热心科学，和胡适、李敖并无不同……“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弭兵停战议》一文中认为，这场论战的美中不足之处，就在于“论少战热”，或“有战无论”，于是呼吁交战论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战，而转移智慧于文化之体认研究，“并从而宣扬之”……另有一篇法学家徐道邻夫人叶一凤的文章《谩骂不能推行西化》。她在文中指出：李敖接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了两次病，所表现的热情和博览，值得佩服。即使他说话的礼貌差了点，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动机上，可以不必计较他的态度。可是，蛮横无理的态度、谩骂决不是推行西化的好办法，依仗“年老”固然不可以，依仗“年少”同样也不可以……或许是受到这些好心人物以及善意文字的影响，《文星》第五十六期（1962年6月1日）终于停战一期，仅刊出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东海大学教授张佛泉二十七年前写的《西化问题之批判》等文章。李敖写了一篇游戏文章——《妈妈·弟弟·电影》，在文中数落他亲爱的妈妈的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他的弟弟，第三生命是电影，是之谓“三命主义”。又借他的妈妈酷爱电影时那种“雅人深致的热情”，来讽刺那些食古不化而偷偷模仿西方新事物的老古董们。李敖在后记中将这篇文字谓之“小说”，因为“个中的事实不必信其有，也无须信其无，总之能猜到我讽刺什么就好”〔28〕。一笔吴稚晖体的文章，确实生动可读，连公共汽车站旁的三个女孩子都在吱吱喳喳谈论这篇“妙文”。然而，只安静了一个月，到了《文星》第五十七期（1962年7月1日），战火又卷土重来。居浩然在《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不仅冷嘲热讽地挖苦胡秋原既不懂自然科学，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结果与义和团思想分子一样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弱点。接着，他笔锋忽然一偏，破口大骂在上一期撰文以充当“和事佬”的梁容若、黄宝实两先生，说前者是乡愿，称后者是活死人，因为这种人已无精神生命，自己倒要看看“这活死人受了我的恶骂有什么反应：若是不能忍辱，则自打嘴巴；假使忍辱布施，那是死定了，则以入土为安，今后免开尊口”。整篇文章极尽刻薄、无情之能事，一副豪门恶少的嘴脸（许逖语）。对两位好心的劝架人给予如此恶毒的攻讦，很难让人想象这位居正（孙中山的朋友，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作者注）之子竟然也是受过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据知情者透露，居浩然晚年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教书时，也是骂人成性，侨胞形容他是一个“以得罪人而为乐”的人物）。在《郑学稼脑袋里的东西》一文中，孟戈则抖落出郑氏在讪讥胡适时所用的材料大量采自中国大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全面批判时的文献，包括1955年香港三联书局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卷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论战一方采用如此方式施以口诛笔伐时，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当时留学海外的学者林毓生就认为《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
由于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扬长而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文星》内部这时开始出现了分裂。1962年《文星》第五十八期（8月1日）刊出三则启事，其中有一则为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的消息：
本社原任发行人叶明勋先生，近因事务繁忙，主编陈立峰先生，因健康欠佳，已分别辞职。从本年8月1日起，发行人由社长萧孟能兼任；编辑事务由编辑委员会处理。
关于叶明勋、陈立峰二人的突然辞职，历来说法不一。有人怀疑他们是被李敖挤走的。萧孟能却矢口否定了这种说法，声言他们是自动退出的：
叶明勋、何凡是自动退出《文星》的。《文星》杂志从来不刊登主编或编辑的姓名，编辑群对外是编辑委员会，但对内有主编。林海音当《联合报》副刊主编时，我请她为《文星》写稿。离开《联合报》后，加入《文星》编辑委员会，她与何凡都不是专职。李敖进《文星》之后，把《文星》的作风改变了。我完全同意他，完全支持他的改变。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直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29〕
叶明勋、陈立峰、萧孟能为《文星》鼎足时代的元勋。而陈立峰是在后来接替何凡为杂志的主编的。何凡与妻子林海音二人离开《文星》的时间较早一点，那时论战尚未爆发，他们与《文星》及萧孟能的矛盾是因其他一些问题产生的。在当时，叶明勋虽被冠以发行人之名衔，却未真正过问《文星》的社务及编务，颇像当年胡适挂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一样，真正掌控其社务和编务的乃社长雷震。而《文星》的真正当家人则是“魄力十足”的社长萧孟能。如果说何凡、林海音夫妇的最终离去因“不能以书为食”，似与经济有关，那么叶明勋、陈立峰二人在此时告别《文星》则与这场论战不无关系了。“如今《文星》发生了这么大的文化论战，且又介入了司法纠纷，他（指叶明勋，作者注）自然不愿牵连在内。而陈立峰是《文星》的执行编辑人，《文星》的新走向，得罪了那么多人，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冲突，且与他的性格和理念不相符，自然也要求去。这样一来，萧孟能身兼船主与船长两职，而他手下真正的掌舵人是谁呢？”〔30〕毫无疑义，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孟能慧眼中那个咄咄逼人的李敖。萧孟能坦言：
我认识李敖之后，很快地我就晓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从事文化事业，办杂志、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