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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李敖之后，很快地我就晓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从事文化事业，办杂志、办出版最需要的人才。他也很快地了解我这样一个搞文化事业的人是他的性格里面最合适、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园地，他来发挥。他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乐与千里马，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在《文星》结束以前，李敖所有写的文章虽然越来越刻薄与具攻击性，还是不伤大雅的。他发挥言论思想及辩论带一点动人、吸引人的语句，他认为他已经形成的风格，能受读者欢迎。可是到后来是情不自禁地发挥，带着轻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31〕
虽然《文星》内部发生分裂，但这场论战确实给四平八稳的《文星》经济上带来了利益。“《文星》杂志增加了篇幅，拓宽了销路，也找到了售价加倍的正当性”〔32〕，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这或许正是萧孟能梦寐以求的。在当时，青年读者抢读《文星》，一时成为风尚。诗人余光中在第五十八期《文星》上发表的《欢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可说是一篇《文星》为改变风格、走向异数的标志性“社论”。余光中这样说：“1962年的文化界是多姿多彩的。胡适先生在赞美与诟骂之间死去。在中西文化论战声中，年轻一代的发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一些假发被无情地揭露，一些偶像自高处跌下来。……年轻的一代中，大抵心仪其人，口诵其文，反对者固然也很多，但嘘声毕竟弱于喝彩……”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这场论战背后的真正企图。就以点燃这场论战之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而言，“他们的‘做法’，也是相当暧昧的……是胡适思想的检讨？还是中西文化的论战？究竟是利用胡适？还是真正的尊敬胡适？除《文星》编辑部之外，谁也没有弄清楚”。“很多人不是被胡适那篇发展科学所必须的社会改革的演讲所吵醒，而是被《文星》吵昏了头。”〔33〕这是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许逖在专著《文星·问题·人物》中的一段话。许逖对《文星》在论战中“谩骂狂论的风格”始终不敢认同。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当年在辅仁大学做学生时，正是“中西文化论战”如火如荼之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其大起大伏，实在是有点“咎由自取”。李敖后来也批评这本专著“从皮相看的地方多”，萧孟能则坦然大度，预约了一千本拟放在文星书店里出售。许逖感慨道：“这一点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因为《文星》老板很清楚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不会作任何人情顾虑的。还肯这么做，至少可以说明，他们相信我的话是客观公平的。”〔34〕
尽管这时李敖尽力在帮助萧孟能使“文星变色”，但他本人仍在罗家伦〔35〕、陶希圣〔36〕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简称“文献会”）“暂时糊口”（李敖自语）。不过暗地中，他又与萧孟能达成一种默契，“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李敖自语）了。而此时在相互谩骂声中以及揭老底的卑劣手法之下，胡秋原等人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1962年9月18日，胡秋原发表公开谈话，宣布自己将为反对乱戴红帽子而奋斗，并经由律师向《文星》杂志提出了警告。同一天，“立法委员”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文星》案……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从变味而变质，闹进了“立法院”，让人大跌眼镜。《文星》第六十期（1962年10月1日）又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再一次激怒了胡秋原。据李敖在“文献会”同事阮继光生前回忆说：
李敖在《文星》发表文章写“闽变”，这下恼怒了胡秋原，他专办一个《中华杂志》和李敖对上。《文星》和《中华杂志》你来我往，极尽攻守之能事。胡秋原招架不住，竟告到法院。李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闽变”当时的报章杂志，一捆捆、一包包地搬到法庭作证。当然，胡秋原的官司又败了。这其间，陶先生（指陶希圣，作者注）是不作任何偏袒的，没有说一句话。胡秋原恼羞成怒之余，竟把箭头直接指向陶先生，说李敖是陶先生的先锋、打手。陶先生沉默不语，不作反应。胡秋原计无可施，于是联络湖北籍的立法委员如钱纳水、郎维汉等人向陶先生施压，并向党部陈说。胡又直接找陶先生，陶先生看到目标转移到他的头上，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情势，于是解除了李敖的职务。这大约是民国五十二年的事。〔37〕
1962年11月，胡秋原协同郑学稼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二人。被告中本来也有置身异域的居浩然，但由于“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38〕，这多少让萧孟能与李敖感到有点不快。实际上，惹起这场官司的正是居浩然本人。1962年9月1日，《文星》第五十九期刊出过一封居浩然从英国寄来的短信：
前辈留英同学中有人领过福建人民政府的津贴，因此对于“津贴”两字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文星》杂志不领津贴而能继续出版将近五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他们办的杂志，照例津贴一停，生命告终。……“闽变”乃是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参加的分子都是投机取巧的败类。……我们应该把个人历史摊开来由大众检视。如有毒素存在，大家来帮助他“自清”。借反对人生攻击的名目来掩蔽见不得人的丑史，乃是一种诡计。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
信中提及的“闽变”〔39〕显然是针对胡秋原的。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闽变”是胡秋原本人最不愿提及的一段历史，尽管这与一个人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之中的吊诡心情有关，却无情地被居浩然、李敖等人牢牢抓住，成了论战中“克敌致胜”的强大武器。在《文星》第六十期上，李敖还有一篇《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的奇文。他认为“人身攻击”四个字最严格的解释应该是“为深入研究文字微意而对作者‘人身’所做之必要而无情之调查，以所持的为怀疑态度，故易被作者或‘善意第三人’视为‘攻击’；然此‘攻击’，实无所谓诽谤之意”。而同期“旧文重刊”专栏中则刊出“闽变真相”文章五篇，进一步将胡秋原逼近了论战的死胡同。或许出于无奈，胡秋原跑到“立法院”提出质询，又告到法庭。但此举却等于是要求有关当局出面来“干涉《文星》的言论”（萧孟能语）。萧孟能认为：“胡秋原曾经为了出版法的修订，宣告出版法不废除，他决不再回‘立法院’。他说了，也做了，如今为了自己，不但回到了‘立法院’，还要官方来压制民间的言论，自相矛盾，莫此为甚，是一大败笔。笔战讨论的是思想问题，怎么可以打到法院去呢？难怪这件事会搞得腾笑中外……”〔40〕由于胡秋原控告李敖，从1962年底起，李敖所在的服务单位“文献会”逐渐感受到来自党政方面的巨大压力。1963年2月，自《文星》刊出李晋芳律师代表萧孟能的答辩状后，胡秋原在立法院的动作更大，使得徐复观也加入战团，声言“如果和解不成”，自己将于3月29日向“总统”报告文星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侮蔑总统”。从4月起，情治机关（情报与治安）开始介入此事，调查局官员也不停地穿梭于胡、陶、萧、李之间，力求促成和解。对此，萧孟能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五月一日，台北调查局官员汪淦与我见面，表示如果胡、郑及萧、李双方能够各让一步，他愿出面担任调人。这位官员显然是奉命出来斡旋的。三日，汪君与李敖见面，劝他接受和解。李敖提出三点要求：（一）今后可以不再写批胡的文章；（二）胡应该对骂他的话道歉，他可以就尖刻的话向胡道歉，但对史实不认有错；（三）愿意把所搜集的有关胡秋原的资料，全部赠送给胡秋原。汪见李态度坚决，也知道胡绝不可能同意这三点，便说：“这样演变下去，陶希圣恐怕不便留你在‘文献会’了。到那时你和萧孟能很可能走到从前《自由中国》的路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李答说：“我没有这种野心和胆量。如果有，今天不会在这儿跟你谈话了。”
《文星》自然也不甘示弱，依据所谓“刑法”第三一○条第三项提出反诉，要求自诉方提出真实事实，以证明原诉状中“国家档案机关的资料可否如此盗用来作清算私人之用”。胡秋原诉状中的“国家档案机关”，指的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他指称李敖当时是“开国文献会”的临时雇员，利用该会得以调借党史委员会资料之便利从事诽谤活动，且据党史委员会主管函，此事未经其同意，且为其不许，即李敖无权使用而擅自使用，故曰“盗用”。
当《文星》卷入司法纠纷，原来颇为支持萧、李二人的陶希圣，这时也无法继续维护李敖了。1963年5月5日，陶希圣飞东京访问，出发之前指示秘书高荫祖转告李敖，希望他在官司未结束以前暂时不必来“文献会”上班，可办理停职留薪。萧孟能对陶的这一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搞政治的人真是可怕。”李敖也非常难过，觉得自己一年多前因生活窘迫而“上了贼船”。当天晚饭时李敖对阮继光等同事开玩笑地说：“这顿饭是我在‘文献会’最后的晚餐，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一位出卖我的犹大。”李敖离开“文献会”后不久，萧孟能随即安排他担任《文星》主编，并为他在台北市安东街二百三十一号三楼租了一层公寓，并出钱让他购买所需的家具。5月19日，李敖搬入新家，与女友王尚勤同居在一起。他主持《文星》编务刊发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第六十九期（1963年7月1日）《为“一言丧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