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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这位国务秘书；这时，后者却拒绝接受。他建议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见一见外交部长本人”，考仑德雷碰了这个钉子，只得在那里等着，反正他已经碰过不止一次钉子了。他在那里差不多等了半个钟头，直到12点30分才被带到总理府去见里宾特洛甫。
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虽然明知道这位大使所负的使命，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向这位法国使节施展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惯伎。里宾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建议时，曾强调说那是得到法国赞同的。然后他宣布“德国曾经在昨天通知意大利领袖，德＇618＇ 国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后来，”里宾特洛甫补充道：“领袖告诉我们说，这个建议由于英国政府的死硬态度已经遭到破坏了。”接着他又听着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说了一阵什么如果法国追随英国，他将感到遗憾，什么德国无意进攻法国，等等。不过，对里宾特洛甫的这种胡说八道，考仑德雷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领教够了，这位法国大使赶紧插言，提出他特为来问的问题：外交部长的这番议论是否意味着德国政府不接受法国9 月1 日的照会？
“Ｊａ＇ 是的＇。”里宾特洛甫回答。
于是这位大使就把最后通碟递给了这位外交部长，事前还说他必须“最后一次”强调指出：德国政府对于“未经宣战”就突然进攻波兰以及拒绝英法关于撤退德军的要求等问题“负有严重的责任”。
“那么法国就会成为侵略者了。”里宾特洛甫说。
“这问题让历史来裁判吧。”考仑德雷回答说。
在柏林的那个星期天，所有参加最后这幕戏剧的人仿佛都有意要诉诸历史的裁判。
虽然法国正在动员一支在一个时期内会对德国的西线武力占压倒优势的陆军，但是在希特勒那颗狂热的脑子里，当时军队为数微不足道的英国却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认为，在1939年9 月3 日行将消逝并将成为历史的时刻，他之所以陷身于这样的窘境，几乎完全应当由英国这个对头负责。那天下午他对德国人民和西线军队发表了两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对英国人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这里面一起迸发出来了：好几世纪以来＇ 他在《告德国人民书》中说＇ ，英国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欧洲人民无力防御英国征服世界的政策……＇ 并且＇ 自以为有权可以用站不住脚的借口去进攻和毁灭一个当时看来对它最为危险的欧洲国家……
我们自己已经亲自看到英国在战争开始以来对德国所奉行的……包围政策……英国的战争挑拨者……一直用凡尔赛的片面命令压迫德国人民……
西线将士们！＇ 希特勒在《致西线将士书》中对那些在今后若干星期内只可能以法军为对手的部队说＇ ……英国一直奉行着包围德国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我们在上次大战中所熟知的那些战争贩子所驱使，现在已经决心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我们宣战了……但在这两篇文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
＇619＇ 中午12点6 分，张伯伦在伦敦向下院发表演说，他向下院报告，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虽然希特勒在9 月1 日明令禁止收听外国广播，违者处死，但我们在柏林还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转播的英国首相演讲稿。我们有些人曾经亲眼看到他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如今再听到他这时的讲演，觉得他的话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张伯伦命中注走不能看到这一天。1940的11月9 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虽然死时他仍旧是内阁阁员之一。鉴于本书前面对他颇多贬抑之词，我觉得现在在这里引一段丘吉尔对他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了。曾经长期被他排斥在英国国家事务之外的丘吉尔，在1940年5 月10日接替他出任首相。1940年11月12日，丘吉尔在下院致辞悼念他时说。……在这世界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尼维尔·张伯伦不幸事与愿违，一再失望，受到一个坏人的欺骗。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么？他那未遂的心愿是什么？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么呢？毋庸置疑，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心灵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对和平的热爱，对和平的追求，为和平而奔波，为和平而斗争；为了这一切，他甚至不顾巨大的危险，至于个人的荣辱则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希特勒想运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战争之外的企图既已宣告失败，于是就在9 月3 日下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军事方面。他发布了“第二号绝密作战指令”。虽然英法已经宣战，指令仍然规定：“德国的战争目标目前仍然是迅速地、胜利地结束对波兰的战事……在西线，让敌人先启战衅……对英国可以在海上展开攻击。”但是德国空军甚至连英国海军也不得攻击，除非英国首先对德国目标采取了这样的攻击。即使如此也还要看是否“处于特别＇620＇ 有利的地位，能够取得胜利”。希特勒还命令德国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轨道。
夜晚9 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分别乘专车前往东线大本营。临行之前他们又采取了两个外交措施。现在英国和法国固然已经同德国开战，但是另外两个曾经支持希特勒，使他的冒险得逞的欧洲大国还必须用心对付。一个是同盟国意大利，另一个是苏俄；前者已在紧要关头临阵脱逃，后者虽然不为纳粹独裁者所信任，却对希特勒出了把力，使得他的战争冒险看来值得一试。
希特勒在临离开首都之前，又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信。这是在晚上8 点51分用电报发出的，距元首的专车开出的时间只有9 分钟。虽然这封信不算十分坦率，而且也不乏欺诈之词，但就我们所能获得的材料说来，却是一幅最好的图画，描绘出阿道夫·希特勒离开第三帝国那夜幕已降的首都。第一次去扮演德国最高统帅的角色时具有什么样的心情。这封信是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找到的。
领袖：我必须首先感谢您为调停所作的最后努力。我本来是愿意接受调停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可能确实保证谈判一定会成功。因为德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天，在波兰境内取得了神速的进展。我们不能由于一场外交阴谋而让牺牲在那里的将士的鲜血白流。
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如果英国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心诉诸战争的话，本来是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领袖，我之所以没有屈服子英国的威胁，是因为我终于认为，即使我屈服了，和平也只能维持6 个月，或者至多维持一年，既然如此，我想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目前仍不失为挺身奋战的适当时机。
……波兰军队不久即将崩溃。如果一年或者2 年以后再打，是否能取得这样迅速的胜利，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英国和法国会继续武装它们的同盟国，使得德国武装部队不可能取得这样显著的决定性的技术优势。领袖，我知道我所从事的斗争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一场斗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通过冷静审慎的考虑来选择抵抗的时机，以确保胜利。对于胜利，领袖，我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紧接着便是警告墨索里尼的话：蒙您最近厚意承诺，愿在某些方面给我以帮助。对这种盛情，我谨向您＇621＇ 预致试挚的谢意。但是我还相信，即使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同，命运仍会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一旦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毁灭，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也将遭到困难。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两国政权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且我知道您，领袖，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追述了德国在波兰取得的初步胜利之后，希特勒最后说：……在西线，我将继续采取守势。让法国在那方面羌启战衅，到那时候我们就将能够倾全国之力与敌人进行角斗。
领袖，为了您过去给予我的支持，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谢意，并希望您今后继续给我支持。阿道夫·希特勒虽然这一天英法已经对德宣战，履行了它们对波兰的诺言，意大利还是不肯履行它对德国的诺言。不过希特勒努力压注了自己的失望，一个友好的意大利即使不参战，对他仍然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俄国可以更有用些。
我们从后来纳粹的秘密文件中知道，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一天，苏联政府就给德国空军提供了信号方面的帮助。那天一清早，空军参谋长汉斯·那舒恩纳克将军打电话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说他的驾驶员在轰炸波兰──他称之为“紧急试航”──时需要导航上的帮助，如果明斯克的俄国电台能够不断发出自己的呼号，他将不胜感激。下午，冯·德·舒伦堡大使就通知柏林，苏联政府“准备满足您的愿望”。俄国人答应在广播节目时尽量不断发出电台呼号，并将明斯克电台的广播时间延长两小时，以利深夜航行的德国飞行员。
可是，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9 月3 日晚间准备离开柏林的时候，他们还希望俄国人在军事上为他们征服波兰提供更大的帮助。下午6 点50分，里宾特洛甫给莫斯科大使馆发了一份“特急”电，上面标着“绝密”字样，开头是：“大使亲启，面交使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特别保密。由本人自译。绝对秘密。”
德国人以这个极其秘密的方式邀请苏联参加对彼兰的进攻！
我们有把握在几个星斯之内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