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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道芬堡还没有回来。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来是极其严重的。奥尔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溜出了办公室。这时，贝克将军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来负责全局，也许这是为了使这次起事减少一些军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负责大局的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4 点半钟的时候，帽子也不戴，气喘吁吁地奔上前战争部的楼梯。他简短地报告了爆炸的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距200 码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本人刚刚接了电话，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道芬堡答道，这是凯特尔说慌，为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是死是活，对他说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必须干下去，摧毁他的罪恶统治。
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混乱之中，他们虽然计划周密，这时竟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是好。即使提耳将军带来了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新闻即将通过德国全国广播网广播，这些密谋分子竟仍然没有想到，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占领广播电台，阻止纳粹广播他们的消息，而让他们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要是他们手上没有部队来做这个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够干得了。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从中午过后就不耐烦地等待着要带领他那支不小的、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投入行动。但一直没有命令传来。
最后在4 点钟的时候，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他的警察部队要听陆军的指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支反叛的军队——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军官们在总部里打转转，却没有兵士可以指挥。
这件事，施道芬堡该做而不做，反而忙于打紧急电话给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敦促那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这一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密谋集团的工作在法国组织得比较好，并且得到柏林以外其他地方的更为重要的陆军军官的支持。施图尔纳格尔确实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现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兵，包括他们的那个可怕的司令官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如果这天下午在柏林表现出同样的魄力，把这种魄力用在正确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巴黎发出警报之后，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顽固的弗洛姆身上。
他是弗洛姆的参谋长。自从弗洛姆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之后，他就拒绝同叛乱分子合作。这样就使密谋计划的成功受到严重的危害。
贝克不敢在这场赌局中这样早就同弗洛姆争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奥尔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时候，托词不同他们一起去看弗洛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洛姆说，施道芬堡能够证实希特勒的死亡。
“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说得很干脆，“凯特尔对我证实的正相反。”
施道芬堡插进来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抬出来的。”
这话是出自他的参谋长又是目击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阵。奥尔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犹豫不决。对他说，不管怎么样，“伐尔克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这简直是犯上！谁发布这命令的？”听说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这个军官召来，宣布加以逮捕。
施道芬堡为争取他的上级，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这颗炸弹的。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颗15厘米炮弹一样。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是，弗洛姆这样一个机灵的见风使舵的人是不会上当的。他答道：“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绝，弗洛姆这个红脸胖子立即宣布把他所有这3 个客人——施道芬堡、奥尔布里希特和基尔海姆——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骗自己。现在是我们要来逮捕你。”
在袍泽之间接着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据一个说法，弗洛姆打了独臂的施道芬堡一记耳光。但这个将军很快就被制服，关在他的副官的房间里。路德维希·冯·利昂罗德奉命看守。* 叛乱分子采取了切断室内电话线的预防措施。施道芬堡回到办公室，正碰上党卫队大队长庇弗雷德来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个党卫队流氓，最近在俄国人推进到波罗的海区域之前，特别行动队赶紧杀害了221000名犹太人，他就是因为监督焚尸灭迹的工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两个党卫队保安处便衣特务被锁进了旁边一间空的办公室。接着，负责指挥柏林一勃兰登堡区（第三军区）军队的冯·科茨弗莱契将军来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将军坚持要见弗洛姆。他被带去见奥尔布里希特，但拒绝同后者谈话。于是，贝克接见了他。他由于顽固不化，也被锁了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冯·图恩根将军奉派接替他的职位。
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
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5 点多，叛乱分子总算控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4 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8 次，最近还得到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麦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5 点半钟，行动迅速的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麦成为密谋集团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问题”
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邓伯立兹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见到了勃劳希契。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麦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