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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40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3 天以后，在4 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 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 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
但是3 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
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