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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但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 月28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3 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8 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
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
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
1933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1944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4 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 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4 月28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
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 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 月29日凌晨1 点到3 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摈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