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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3 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8 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
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8 对3 胜＇185＇ 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932年7 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推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3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186＇ 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1200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200 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1919年，民主党还有74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1932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是62个，到1932年只剩下11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1919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71个席位，到1932年仍旧有70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惮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1924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600 万张选票，有103 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20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187＇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3 对8 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 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
第七章 德国的纳粹化：1933—1934年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
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
他上任还没有满24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
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6 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1933年1 月30日下午5 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5 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