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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3 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247＇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1933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30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
在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248＇ 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第三帝国的教育
1934年4 月30日，伯恩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20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糊涂。在1933年2 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18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
希特勒对“教授”，对学术生活的轻视，在《我的奋斗》中已屡有流露。
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过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写道，“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
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本书里强［249 ］调过争取青年和训练青年，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以后仍旧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他在1933年11月6 日的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他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
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937年5 月1 日，他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确是如此。
德国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教科书匆忙地重新编写过，课程也改变了，《我的奋斗》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大多数教师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纳粹化的，如果说不完全是党员的话。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被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
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早些时的一项法令已把他们列为公务员，从而受到种族法律的支配。犹太人不用说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
在1933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者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此纳粹化的结果，对德国教育和德国学术极其不利；在新［250＇的教科书里，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
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大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的讲授，则尤其如此。单是在有过许多伟大学者任教的柏林大学，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员新校长就在Ｒａｓｓｅｎｋｕｎｄｅ（种族学）方面开设了25种新课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学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竟开设了86项与兽医有关的课程。
德国多少年代以来一直非常杰出的自然科学的教学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学方面的爱因斯但和弗朗克，化学方面的哈伯尔、威尔斯塔特和瓦尔堡这样卓越的教授，都解职了或者退休了。还在任教的人中，有许多则被纳粹的邪道所腐蚀，企图把这种邪道也运用到纯粹科学上去。他们开始讲授他们所谓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1937年还出现了一种叫做《德意志数学》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论就一本正经地宣称，凡是认为数学是没有种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着“毁灭德国科学的胚种”。
这些纳粹科学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来也是难以相信的。海德耳堡大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是第三帝国较有学识、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他曾问道：“德国物理学？有人会回答说，‘但是，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德累斯顿物理研究所所长鲁道夫·托马希克则更为荒唐。他写道，“现代物理学是（世界＇ 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科学是亚利安民族的成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