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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思赴倌晖持蔚脑倒省�1918年5 月30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定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359＇ 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1933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 Ｓ。Ｄ。Ｐ。＇ ，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1935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15000 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3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3 月28日同希特勒密谈过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 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12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Ｒ·威尔逊在5 月14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16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来了，列举了10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5 月17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5 月30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1938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4 月21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5 月5 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367＇ 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5 月5 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5 月28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