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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探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探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长期负责侦探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了解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 。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勇敢的想法，他抉择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批准，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伸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心款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伸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潜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勇敢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管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抉择勇敢应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器重建立内线、强调器重上层，勇敢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大革命时代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现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控制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 ，李茂堂重新入党。
1941年1月，国民党固执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运动也随之升级。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在审判中，陈兴林承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机密见面陈兴林，得知了事情的由来。陈兴林蓝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 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一当就是9期。训练的内容除进行思想上的反共教导外，还有射击、爆炸、暗算以及窃取情报的技巧。训练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装作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埋伏。
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觉得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 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安排那些埋伏下来的特务内应外合。熟识这些埋伏学员的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抉择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埋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刚刚成婚的妻子，他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请求。对此，保安处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多数人不批准。但在陈泊支撑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请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激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办隆重的祝贺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埋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埋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首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抉择》。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困难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捕获军统埋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获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兴奋，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惋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产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抉择，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布置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本，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起程，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丧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漏洞，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影。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立刻审查田守光。陈泊觉得，在延安，打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产生很多的变更。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明确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顾问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很快查明确牺牲者中确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现猜忌，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新版《蒋干盗书》”
抗战时代，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冷静 、勇猛机灵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负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反省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遵守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缜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权势一度十分疯狂。赵去非经过考查，洛川附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直、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踌躇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相信，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恳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整个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材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整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相信的战友。
1940年初，国民党把持了甘泉县，赵去非让石志文伺机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伺机请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领导。这样，国民党把持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布置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
一天，赵去非在富县突然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来投诚的特务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固执的中统特务，他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骗局。赵去非将计就计，声称自己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顾问。酒席上，赵去非探问驻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情况。为了取得共产党的相信，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猜忌吧？”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奉告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本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进行了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觉得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供给更多的机密。为了表现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歧只得讲出八九个潜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关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面对同志们的疑心，赵去非解释说：“王忠岐逃跑，表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他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