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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我不喝白酒的缘故，尽管是敬酒，但多成为一种形式。我明白，本来他们是把我作为敬酒的核心人物，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可是我却定了条今日不饮白酒的规矩，如此不公平条约，我喝红酒，他们喝白酒，这样的酒仗打起来也就没多大劲了，所以宴席也就草草收场。看看表，还是用了一小时又二十分钟。这也是我的目的，不然，这场面至少得两个半钟点以上，弄得一个下午都晕晕乎乎的，什么也干不成。大家都走到了我和贯厅长的汽车边，这时候，有人就掂着几个食品盒往汽车后备厢里放，说这是福市农科所研制的优质玉米，刚刚秋收的，尝尝鲜，还有板栗和核桃。
我终于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中上了汽车，贯厅长送我上了车他才上车。
从福市到Q市，有六十公里路程，又是一路高速，加上出市进市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小时。走进办公室，才三点半钟。司机大张跟我进来，放到写字台上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说，这是中午就餐时，福市的一个什么秘书（记不清了）交给他的，说是什么文件，等俞市长去办公室时，再交给他。说完，大张就出去了。
我看着放在桌子上的档案袋，里边有什么机密吗，搞得这么神秘。拆开袋口，里边有一本印制精美的福市招商指南，同时倒出了一张Q市东郊的高尔夫运动场的金卡，还有一厚叠Q市五彩缤纷购物广场的代金券。我没心去查点它，但那百元一张面值的代金券摞起的厚度，至少不下上百张或数百张啊！是谁送的？谁叫送的？市委？市政府？潜仁？还是市政公司？怎么办？
我有点吃惊，吃惊得不知所措了。过去遇到过不少种送礼方式，那都是很透明的。但这种弄法却没有遇到过。这似乎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方的礼，那会是谁送的？应该是一伙人的礼，是这样吗？我问自己，他们这样送，是让我一定收下，是让我没有推让和拒绝的空间，还是叫我放心，告诉我这礼不会有任何风险，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我收了礼，汽车司机作为传递人，他并不知道其中是什么。即使将来折腾出来这回事，我完全可以说，档案袋中只是福市招商指南，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可是，会不会他们在装档案袋时，就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万一遇到万一，他们就有人证、旁证……
即使这样，我也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从法律的角度上看，我分明占着优势。这是对方愿意给我的优势，也是他们拉我做朋友的仁义姿态，甚至可以看作是友好姿态。我思索着、分析着、琢磨着，这到底算哪门子事？
很明白，只要我收了这份礼，就是向他们宣布，我的门子打开了，下边的各种进项将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不然，现在何以有圈内人士估价，做一个县长，一年灰色收入逾百万元；做一个市长，年灰色收入二百万元以上……不要说去主动索取，就如此守株待兔，来者不拒，就了不得，不得了啊……
我想，应该堵住这个口子，又怎样去堵这个口子？事情一定要做得圆滑自然，不张扬且严实无缝，也只有这样，我的市长才能坐稳，心里才踏实，说话才理直气壮，办事才敢透明公正，仕途才能光明。当然，也有不少侥幸者，收受重金，接受贿赂，甚而贪污、舞弊，依然稳坐官位。但那是没遇到万一，他们总在担心万一，他们总难平静安宁。我不想那样……
八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的案头上放着一份举报材料，材料是这样写的：
俞市长，我们向您举报一个重大问题。Q市自行车公司的几个当家人，昧着良心把从工商银行贷来的二千万元流动资金，变成了他们自己腰包里的钱。这钱本来是作为购买生产上急用的材料贷来的。钱到公司账上之后，他们把款打来打去，伪造了供材料的各种手续，财务人员又配合做了假账，就这样，材料根本没有买，二千万元却没有了，账面上显示的还是购买了材料。实际上二千万元通过他们周密的运作，已经不声不响地流进了合达贲操办的迪奥德公司了。
俞市长，我们工人们相信您，我们才敢直接向您举报这事。
俞市长，我们都是没权、没钱，也没有地位的工人，过去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是如今，我们公司大面积停产了，我们连干活拿工资的权利都没有了。听说公司的头头正拼命地上蹿下跳，急切地要叫公司破产，公司破了产，以公司名义借国家的那么多钱都不用还账了，那么多钱就装进跑破产的头头脑脑的口袋里了。他们发财了，苦了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阶级成了无家可归的失业者，我们可怎样生活呀？
俞市长，我们向您担保，我们举报的问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知道，我们举报的这些问题只是公司重大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强烈要求政府能除恶扬善、弘扬正义，把自行车公司的问题全都揭发出来，把坑国害民的蛀虫绳之以法！
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我们工人要有自己的家。
一群无权无钱的工人
×月×日
我相信，这封举报信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么大一家国有企业，原先形势一直良好，整体实力已跻身于自行车行业的前三名，近来却在申报并运作企业的破产，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公司里确实破败不堪，冷落萧条，可是，它下边的诸多小公司却在依旧生产销售运营，这种现象实在耐人寻味。过去常有名存实亡之说，如今这种现象是否该叫名亡实存。大河水枯，是因为小河水满。化整为零，其值不变，只是水的流向各异而已。大河水枯，全局受损，当然由国家报账；小河水满，是个人受益，自然好过了局部。
这是一个不应当成立的道理，但是它却成立了，且有日益蔓延、扩大、发展之势。
我有些茫然，有些发憷，还有些势单力薄的感觉。我知道，能干这种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事的人都是国家的人，老百姓称他们是当官的，是国家干部。国家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效力国家，他们却在欺骗给予他们权力的人，欺骗信任他们的人。这不是战争年代两军对阵中的内奸吗？又吃里又扒外，既立牌坊还做婊子。一种气愤和怒火燃烧在心头，唉，如今的人啊，品质怎么会这样坏，心地怎么会这样黑。我得管管这事，我不能绕过这方雷区，我不能叫工人们绝望啊。我是这样不自觉地一步一步地滑入一场较量，一场殊死的较量。此刻，我想找个人好好谈一谈，我更企望有一个同盟者。从道理上看，庞大的执法机器都在我这一边，可是，我只想到一个人——韩鑫。
韩鑫曾做过自行车公司的领军人物，是这个行当的行家里手，他应该能识破那里的机关。而且韩鑫人“味正”，我与他有共同语言，他值得我信任。
在距Q市三十公里远的郊外温泉游泳馆，我与韩鑫约在这里畅游，之后，我们来到游泳馆的餐厅雅间。这次是我做东请韩鑫来的，不像上次在托斯卡纳西餐厅，他费了好多口舌才请动了我。
“俞市长，我总觉得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韩鑫呷下一口法国干红，很有风趣地说。
“太阳啥时候能从西方出来倒是好了，这东西方的采光就平衡了。”我笑着应答，我知道他的意思，今天是我主动请他出来小聚，而且我的态度非常诚恳和迫切，我打电话对他说，一定要来，不见不散。
“你不说我也明白，俞市长，你请的不是我，是为自行车公司的事找我，是吧？”他半开玩笑地说。
“是啊，怪不得有人称你是诸葛亮呢，真是未卜先知啊。”我故意送他顶高帽。
“不敢，不敢，俞市长，我可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充其量，我该算是个事后诸葛亮，是那类交过学费了，方知犯了错误的人。有些人交过学费，还晕头转向不知道为啥交的，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再交学费。这样的人，连事后诸葛亮都不是。我比他们还是要强些的，你说是吗？”
“你真以为，这类人因他们的错误造成重大损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吗？”
“我当然知道，有一类人的错误，或者连续错误，重演错误，他们的错误并非决策能力的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我正是要与这位阅历丰富的厂长来探索这个问题。
“两个字，缺德。”
噢！多么准确又多么刺激的两个字。这正是当今诸多工作摆治不好的通病。有一些企业经营不善，效益不佳，甚至破产、倒闭，并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缺了德，是领导人物缺德。韩鑫是一位诊治企业病症的高明大夫，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当然，我还明白，这种病症，决不只是存在企业之中，决不只是一部分掌握企业大权的“老板”们患有此病，它的病根还不在这个方位。
痛快！痛快！我由衷地发出赞叹，也是释放积淀在心胸的郁闷和忧虑。有时候，举目环视，就会发现很不想看到的“缺德”病症，它比中国人“缺钙”严重多了。
“俞市长，看看咱市的自行车公司，就一目了然地看到了患缺德病的人是怎样缺德的。我离开公司（指自行车公司）时，Q牌自行车已是全国一流的名牌车了，企业已是特大型的规模了，年利润上亿了。就不要说发展，只要平步稳走，小打小闹地不出乱子，靠吃老本混到现在也不该走到破产的地步。但是，这里有个要求，就是掌舵人要具有职业道德，即使缺少职业道德，也要遵守游戏规则，只要在这规则里边做事，就不会弄到今天这种结局。这事，我最清楚，他们能欺骗领导，能蒙哄国家，他们蒙不住我。你信不信，俞市长。”
“我当然信，要不信，我会请你？韩鑫啊，你说，一个早先Q市的利税大户企业，如今负债累累，据说都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了，难道这些年一直亏损？”
“我知道你就是问这事。俞市长，我对你实话实说。我离开自行车公司时，只有八千万元的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