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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安妮萨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她又能享受生活了，但她没有忘记这段痛苦经历所带给她的教训，她要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血癌患者，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就像当初家人帮助她那样。
安妮萨现在美国红十字会工作，她建立了“安妮萨基金会”，专门帮助白血病病人家属寻找骨髓捐赠者。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天，当安妮萨起床后，她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她工作的意义。帮助病人寻找骨髓，已成为她这一生的使命。
在安妮萨基金会的努力下，美国的骨髓捐献者已从最初的1。7万人增加到了430万人——这大大增加了骨髓配型的几率。
如果你要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这就是安妮萨想要告诉所有人的。
第二章 十大生存故事博伊兰：美国一级罪犯画像师
“看到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使我意识到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将罪犯从受害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
我们讲述的第三位感人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有着特殊技能的女士——珍妮·博伊兰；她能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通缉犯头像。作为国家一级罪犯画像师，她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很特殊，但她已经帮助警方抓到了不少臭名昭著的重犯，美国许多重大案件都是靠了她准确
的画像才迅速破案的。
博伊兰从事这一特殊职业源于大学时期一段令人难以启齿的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她所受到的性骚扰。那时她在密苏里州市郊上大学，一天晚上下晚自习，她走向停车场时被两个货车司机绑架，他们把她带到了3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架者所开的那辆货车里全都是些淫秽画片，他们让她照着照片上做动作，她不做，他们就狠狠地打她。在对她百般羞辱后，他们才抛下她离开。
当博伊兰向警方举报时，情况同样很糟糕，没有人真正关注她的痛苦。这是受害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博伊兰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状。
她搬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警察局找了份助理的工作——同目击证人进行面谈的工作。每天她都要听取很多受害者和证人的讲述，其中有许多人有着与她同样悲惨的经历。博伊兰一边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一边把听到的支离破碎的描述拼凑整理在一起，根据他们的讲述把嫌疑犯的样子画出来。听得时间越长，她画得就越像。
博伊兰参加工作后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罪犯的体貌特征上，她要通过目击证人或受害者的描述勾勒出嫌疑犯的长相，然后把画像送到警察局和报社。如果警局有了嫌疑犯的头像，就会大大加快破案的速度，因为这会使办案的侦探有明确的目标，同时给罪犯以心理打击。
博伊兰的工作能让她通过工作帮助别人，但她明白这个工作是以心理学而不是以艺术为基础的。据权威的心理专家分析，证人或受害者对罪犯的描述不一定是准确的，他们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博伊兰开始研究记忆和情感问题，研究肉体伤害是如何影响精神的。她改进自己的采访方法，以避免误导证人；她试着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样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许多细节。同时，她也练就了一种将别人的叙述转为图像的本领。
博伊兰的方法开始被应用于侦破实践，并屡屡获得成功。但这一技艺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博伊兰被联邦调查局叫去帮助侦破波莉绑架案。
1993年，一场晚会过后，12岁的波莉·克拉斯在加利福尼亚佩塔卢马的家中被人绑架。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关注。追捕工作在美国全国展开，联邦调查局要求博伊兰和两位目击者谈话，画出嫌疑犯的头像。
由于两位目击证人都是孩子，而且也遭受到巨大的刺激，开始的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博伊兰先见到的是12岁的凯特。在这之前，凯特已连续2周被不停地盘问，身心疲惫，充满敌意。见到博伊兰时，她不停地在纸上写着“我很好，请不要问了”。博伊兰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先同证人谈些高兴的或很自然的话题，然后差不多每隔15～20分钟，她会突然问他们一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而且通常以现在时态，例如“这张脸我该画得长些还是圆些呢”，进行交流。这种做法让证人或受害者们觉得是在讨论现在的事情，有安全感。博伊兰从不对他们提及案件本身，只问类似形状、颜色、肌理的问题。
但面对凯特时，她的这一套常规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凯特深受刺激，只要博伊兰的问话涉及嫌疑犯的容貌，她就会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这样一个半小时后，博伊兰仍一无所获。这时她往前探探身子，看着凯特的眼睛说：“凯特，你知道吗，如果我有你一半的经历，就是我记得那人是什么样子，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凯特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是的，因为我每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在撒谎！”取得这样的共识之后，凯特心理上的坚冰融解了，她放松下来，一些细节也想了起来。
另一名证人吉尔莲，也同样让博伊兰大费周折。她花了几个小时同她沟通，培养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最终使她们成为强有力的目击证人，并使博伊兰绘制出了罪犯的画像。
波莉被绑架2个月后，博伊兰接到电话：罪犯被抓住了，同她的画像惊人地相似。理查·大卫作为绑架和谋杀波莉的嫌疑犯被捕入狱。
事后波莉·克拉斯的父亲满怀感激地对博伊兰的工作做了如此的评价：“她那活儿没人能干得了。她要把根本没见过的罪犯的头像画出来。这样一来，警方从一开始就能根据这个具体的形象进行调查了。我们十分感谢她。”
侦破波莉绑架案以后，博伊兰频频受到邀请，开始参与各种重大案件，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等。博伊兰成了名人，作为国家一级罪犯画像师，她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在逃犯人的追捕工作。
1994年，博伊兰帮助侦破了一个已沉寂6年的重大案件，在逃犯特德落入法网。博伊兰为特德绘制的画像成了侦破史上的一大杰作。
博伊兰的工作还帮她摆脱了对过去的痛苦回忆：“这些年我参与了许多案件，我看到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这使我意识到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将罪犯从受害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尽管我的案件始终未破，骚扰过我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但我一直未停止调查，我知道受害是什么滋味，所以，警察局每次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去，因为我无法说不。”
博伊兰从她早年心灵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已把这件事看得不如先前那般重要了，因为她决心用行动去抓住那些更加罪大恶极的犯人。
第二章 十大生存故事鲍曼：失去双腿的飞行员
他失去了双腿，但他没有失去信心。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行军事任务的截肢飞行员。
第四位感人的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身残志坚的勇士——达纳·鲍曼。由于一次飞行表演的失误，鲍曼失去了双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仍在继续战斗。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命运做着无畏的抗争，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人类勇气的故事，并以自己的事迹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和理想。
鲍曼是美国空军伞兵优秀跳伞团队“金色骑士”的成员。这在美国军人中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因为“金色骑士”的成员都是经过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是美军最优秀的飞行跳伞队员。当年的鲍曼身穿迷彩服，头戴贝雷帽，是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跳伞练习和表演，一年当中差不多要跳上好几百次。那种生活是非常快乐、充实的。他们似乎从没有意识到这项职业可能潜在的巨大危险。然而突然之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4年2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进行的一次例行训练中，鲍曼和队友约瑟正在做一个名叫“钻石轨迹”的动作，不料平时演练了无数遍的动作这回却出了偏差。鲍曼和约瑟按计划分开，完成自由落体动作，但他们回来时脱离了既定轨道，以150英里的时速相撞了。
鲍曼回忆那惊心动魄的一刻时说：“约瑟离我那么近，直向我飞来，我知道我们就要撞上了。我看到了约瑟的脸，看到了他脸上的痛苦。他的眼睛似乎在说：哦，鲍曼，我很抱歉。他想转向，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场事故结束了约瑟的生命；鲍曼侥幸活了下来，但失去了双腿。勇敢的鲍曼并没有被伤残所打倒，他勇敢地正视现实。他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只能增加痛苦。他只希望伤痛能在时间的洗刷下渐渐淡去。
但是这个最小的希求也未能如愿，命运没有施恩给这位不幸的人。在医院休养期间，军队要求他退伍；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也向他提出了离婚。生活完全脱离了他原先的轨迹。事业、家庭一夜之间突然失去，鲍曼变得一无所有。
现实的残酷并没有使鲍曼消沉，他思考着未来的人生计划。终于有一天，他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对自己说：“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为此鲍曼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他要协助开发假肢，拓宽截肢者的生活范围；第二，他要重新服役，重新飞上他热爱的蓝天。
鲍曼来到汉尔矫形集团，将他的头一个目标付诸行动。他要改进假肢的生产工艺和材质，以便使它像真肢一样灵活而舒适。另外，他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造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