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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最终，在约翰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失踪儿童法案》于1982年获得通过；1984年又通过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失踪儿童国家援救中心。
在援救中心里，有全职的联邦调查员，有免费的800报警电话，还有最先进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失踪儿童。电脑软件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增长，绘制出孩子逐渐改变的面貌，并参考家人提供的孩子过去的照片，来确认失踪的儿童如今的模样。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找到了233个孩子。在这里，每个失踪儿童的家庭都能得到切实的帮助。
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印过几百万本宣传册，接过数百万个求助电话。约翰还协助中心拍摄了一部渴望公正的电视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宗旨就是缉拿逃犯和寻找失踪儿童。约翰等人的卓越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回报，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帮助找回了57000名失踪儿童。
约翰见过一些被找回来的失踪孩子，他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孩子今晚能平安躺在床上，这多亏了你们。”有了这句话，对约翰来说就足够了。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并且，矢志不渝。
第二章 十大生存故事格达：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劫后余生的她，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充满仇恨与暴力的疯狂年代。这个女人以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你也要满怀希望。同时一定记住过去，以史为鉴。这位女士的名字是：格达·韦斯曼·克莱。
格达是3个孩子的母亲，8个孙子、孙女的祖母，并有着长达56年的幸福婚姻。而这一切都是她在忍受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折磨之后所获得的。
对格达来说，纳粹集中营不是游离正常历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现代社会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正是这一段浩劫，让她感到拥有爱和自由的珍贵。
“如果你想拥有自由，如果你想拥有爱，那么你就要去争取。别轻易放弃。”这是格达对她所有的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格达拥有幸福的童年，在父母和兄长的爱中，她无忧无虑地长大。然而，1939年，希特勒侵占了她的家乡——波兰的贝尔斯科尔。那一年，她刚刚16岁。
如今回忆起这突然从天而降的灾难，格达·韦斯曼·克莱仍心有余悸：“前一天你还是完全自由的，可突然之间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她19岁的哥哥很快就被带走了。在接下来的3年中，她跟父母躲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可最终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家人被分别送进了集中营，从此就再也没能见面。
格达被送进了奴隶劳动营，直到1945年被解救。3年中，她曾有好几次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想到自杀，但都因想到对父亲的承诺而没有那么做。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父亲曾双手捧着格达的脸对她说：“答应我，永远别做傻事。现在就答应我。”格达答应了。在艰难的岁月中，是父亲的话支撑着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劳役的艰苦已经叫人难以忍受，可是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45年1月，随着盟军的日益逼近，包括格达在内的4000名妇女开始了她们的死亡之旅。
这是格达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在去往捷克边境的途中，衣不蔽体的人们被冻得甚至能掰下自己的脚趾头！那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了——饥饿、严寒，再加上毒打和处决，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最后，她们被扔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等死。直到5月7日，德军投降的前一天，格达和其他幸存者才获得自由。
当时格达只剩下不到68磅重。花季年龄的她，头发全都灰白了。她全身破衣烂衫，有3年时间没洗澡了。自由来临时，她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格达对获救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开进工厂的那辆车里坐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跳下车向我走来。这个人是那么的年轻英俊，他身穿美国军官制服，皮肤晒得黑黑的。他说他想看看其他女士。我告诉他大多数妇女都在屋子里，她们病得太厉害，已经走不了路了。接着他说：愿意带我去看看吗？并为我打开了门。他让我先走。”
接下来，前来解救她们的美国官兵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年轻的女人，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奄奄一息。虽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救助，但最后只有不到200人活了下来。
地下室里的3年加上集中营里的3年，不堪回首的岁月啊——6年里，没人知道什么叫自由。由于格达的坚强，她在生命中最最黑暗的时刻，终于迎来了光明。
之后，传奇故事仍在延续。一年后，格达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库尔特·克莱。他们在巴黎结婚了。而且，在回家以前，他们还去法国的里维耶尔度了蜜月。这是格达做梦也没想到的。
现在格达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她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给她、给她的家人、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格达将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5本书，她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获得了学院奖。
作为一名目击者，她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用于警告世人：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了。
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格达不懈地努力着，奋斗着。
第二章 十大生存故事詹姆士夫妇：向枪支暴力“说不”
从个人悲剧到枪支立法，詹姆士夫妇为美国人的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的幸存者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志力；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决不向命运低头。
最后一个传奇幸存故事讲述的是：一起暴力事件最终使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法规。
1981年，萨拉·布莱迪的丈夫、40岁的詹姆士·布莱迪作为里根总统的新任新闻秘书进入白宫。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录制国家新闻、世界新闻，然后向总统作简要汇报，他还同时负责总统的新闻事务。
1981年3月30日，萨拉和往日一样送丈夫出门，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丈夫竟然会和总统袭击案件联系在一起。这天，是詹姆士任职48天，从这天起，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午后，詹姆士·布莱迪随同入主白宫才70天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前往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参加一个演讲活动。
下午 2时25分，做完演说的里根出现在饭店朝南的贵宾出口处。他的黑色防弹轿车在几步远的地方等候。里根面带微笑，举起左手，向大门口拥挤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一些新闻记者追着向里根发问，他停了下来，正要回答，说时迟，那时快，事先隐藏在距总统轿车3米远的一名身穿西服、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亮出手枪，向里根接连发射子弹。
凶手在两秒钟之内就射出6发子弹，击中了4个人。其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詹姆士的前额；另两颗击中了一名警官和一名便衣，第四颗子弹进入了总统的前胸。不幸中的万幸是子弹从里根左胸第七根肋骨射入了3英寸，弹伤处离心脏只差1英寸。
詹姆士·布莱迪左眼上方的前额中了一弹，子弹穿过他的脑袋，詹姆士当即倒下，脸部贴地，额上鲜血流淌不止。
这时，希尔顿饭店门前一片混乱。负责总统安全的保镖和警察立即行动，他们制住了罪犯，并将他押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詹姆士立即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医院神经外科的亚瑟·科伯林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詹姆士的伤势非常严重，脑部严重受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是否动手术。
当萨拉从亚瑟那儿得知詹姆士的病情，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他们不到两岁的孩子——詹姆士是那么爱孩子——他得活着！萨拉同意做手术，虽然她不知道有多少康复的可能性。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詹姆士活过来了。他被推入恢复室，仍靠着插入的导管及人工呼吸器呼吸。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詹姆士醒了过来，但他的脑部严重受损，左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得重新学走路，进行声音治疗，恢复对声音的控制。那四五年过得真是太难了。
在丈夫恢复健康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事件再次让萨拉意识到枪支落入不正当人手中是多么容易。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
一天，萨拉看到儿子斯科特捡起一个玩具，就对他说：“玩具枪也不能随便指着别人，这是很不友好的。”可等她拿过来一看，却发现那是一支真枪，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小口径手枪！萨拉气极了，马上打电话给全国枪支协会，告诉他们自己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阻止他们随便卖枪。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枪械管理的混乱，枪击事件不断。枪杀案件在美国的犯罪案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据统计，1981年初，散在美国各地的手枪达 5500万～6000万支，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支手枪。1979年有10728人被手枪打死，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手枪之下。暗杀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就像《波士顿环球报》所说的那样，这似乎成了一种“令人苦恼、熟悉的习惯”。 美国独立 200多年，自从1835年发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