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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在王师傅家里我发现，虽然改革已经20多年了，可家具还都是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台旧彩电是岳母去世时分给他的遗产。陈旧的房子多年没有装修，使人感到这个家没有一点时代色彩。厨房里那个烧得发黑，换了三次底的水壶已经用了15年。这把壶聚集了他几十年的俭朴节约精神，同时也告诉我，计划经济给他的微薄收入，使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用于消费。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家里拿着可怜的失业金，王师傅感到过去曾让他为之欢呼、寄托着他作为一个工人阶层的梦想、无限光荣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他心中化作了一种长长的伤感。几十年了，国有企业在他心中已成为不能割舍的情感。
当他们把30多年的时光或者更长的岁月交给亚麻厂后，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回想进厂时每月只拿30多元，直到退休前他还只是300元的工资。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有时用一种无意识来麻木自己的失落，即别人与我一样没有积累到更多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去悲哀呢？
与周围人巨大的经济差距，使王师傅怀念起过去国有企业带给他的好处。那时，大家贫富差距没有拉大，工人与官员都是一样拿工资吃饭，心中没有什么不平衡。而现在有一个疑问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现在却生活在最底层？改革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吗？退休有保障吗？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最低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很满足了，如果这一点愿望也不能实现，那就是对我们30多年付出的贡献的一个巨大否定。因此，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维持国有企业不走向破产，不因剧烈的震荡彻底击碎他们最后的梦想。
很多退休或者失业的工人，在他们还没有得到生活的享受，没有摆脱贫困与失业带来的创伤时，就要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仍要咬紧牙关将那一点退休费节约下来用在孩子的上学或结婚上，期望孩子们能脱离自己深陷其中的暗淡的生活。
长期受国有企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整个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已经打上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烙印。要让他们把几十年在国有企业接受的价值抛弃，突然接受私营企业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残酷的。面对挟带着巨额资本的私营企业，他们怀有畏缩、观望的心态，害怕私营企业兼并他们多年创造的国有企业，切断了他们原来享有的福利，他们幻想着在这种国有企业中维持到退休。
几十年来奉行着传统国有企业输灌给他们的奉献理念，不计报酬地尽职尽力给企业多作贡献，但这种扭曲人性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成全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大部分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证明仅凭个人的热情就能救活一个企业。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下级都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无所谓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到亚麻厂之前，石厂长曾经被上级派到其他几个企业去安置破产企业的员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到一个企业有时只是去充当一个维持稳定的角色，真正留给他去改变企业命运、给工人带来财富的机会已经几乎没有。
在行政主导下的企业里，工人很少有机会去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命运转折的企业家。选择权不在工人手里，他们不能改变企业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往往是，在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时，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同时，渴望改变企业命运的人由于没有选择机会，也不能去经营一个被政府控制的企业。这是造成中国大量的资源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浪费而不能创造财富的可悲命运的根本所在。
没有给企业带来希望或者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厂长，工人们不可能与他们建立一种契约信任关系。这些厂长继续留下来只会与工人产生更大的矛盾与冲突，当他们再也不能拯救处于将要破产的企业时，政府往往一纸调令将他们换到另一个部门。亚麻厂的几任厂长就是在这种现状中来回更换。
有些国有企业随着改制，权力进一步地向管理层集中，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信息更加不对称。工人无法知道企业的决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损害，管理者会为了取得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置工人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中。
工人要从改制中看到自己收入增加，改善狭窄拥挤的住房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三四十年，他们像机器一样每天在运转。没有谁能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留给他们的还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 经过了几年艰难的尝试与各方利益的碰撞、妥协，包头29家国有工业企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落入新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其优质资产释放出来的财富成为私营资本最激烈争夺的对象。
当那些告别倒闭破产、在国有企业干了二三十年头发已经苍白的工人，拿到几千元或上万元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与伤感如巨浪般向他们袭击而来。
在工人置换身份时适当地补偿一些国有资产，也是将变革推动下去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工人持股，使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走完他们在国有企业最后的岁月时，能给他们一次权利的选择与利益上的实现。
包头的钢铁、机械、纺织等行业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担心持股过于集中，包头的国企改制实施人人持股的做法。尽管获得的股份和置换身份得到的收益比较少，但也能给把青春消耗在亏损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拿着只够吃饭的收入的他们心中带来一丝安慰。
即使经过了改制持有了公司股份，由于企业资产质量差一时也不可能卖出去，工人们仍要与新的大股东也就是资本所有者重新签订合同并维持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受技能所限，大多数人仍要在改制的企业中就业。
巨额的银行债务在政策性破产给予的优惠下被一笔勾销。对破产企业进行重组后，原来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福利制度随着新的资方的进入结束了。大量的工人需要重新安置，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些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企业破产后不再替工人交纳电费、水费、暖气费等，这是摆在失业工人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过去，工人在企业的小社会里安稳地享受着这些福利，破产切断了这种福利体系。新的资方受制于财力不愿支付或认为自己没有承担的义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把失业工人推向绝路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政府官员不得不从中调和。收费部门只得对破产企业妥协，将所欠债务打折。
包头的兴起与包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头2002年财政收入35亿元，包钢贡献了三分之一。没有高附加值产业的包头只能发挥它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仍是包头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稀土等。在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下，火力发电得到发展，使包头的资源向高价值转化。
通过改制及对资源的整合，使包头的工业正在向大集团聚集。在矿产型的城市，只有建立资本实力强大的公司，才能更好地将矿产中包含的财富效益释放出来。
一位将包头国有粮油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现在真正与企业联在一起了。他现在真实地感到自己创造财富的空间突然扩大了，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得到多少回报。有产者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希望将销售收入做到原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
改制企业的管理者，一方面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另一方面又害怕收入差距拉大引起工人的不满。
分流对包钢一些工人来说充满了阵痛，他们原来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别。而从钢铁主业分离到子公司后，收入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保障。到不景气的子公司工作不但没有希望，而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庞大的包钢实际上从事钢铁生产的只有4万多人，更多的是配套企业。内退使2万人离开了包钢，最终可能还要分流2万人，大量被分流的人安排到辅业上去。辅业上的收入和待遇与主业相比，差距很大。
包钢主业的人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5000—20000元，一份提高管理层收入的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已在包钢集团出台，有些管理层的年收入由现在的几万元可能上升到10多万。
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包钢集团高层领导的态度。他们管理的资产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资本与他们的管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