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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刘师傅家门前有两口大水缸，刘师傅说缸里压的白菜以备冬天吃。冬天里新鲜菜供不上时，白菜在市场上每斤涨到1元，对于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的他来说，只好在便宜时以每斤2角买下200斤菜卤在缸里，他家就吃这缸里的白菜过一个冬天。
从进厂到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厂子的杨师傅，在棉纺织厂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他忠心耿耿地维护着企业的财产。
他的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干了10多年，企业破产后只拿到了可怜2000元的补偿费，最悲哀的是妻子每年还要拿1000元交到社保局，交五年后才能享受养老保险。为交妻子的养老金杨师傅不得不四处筹钱。
他自己也有病，一个疗程就得800多元。一年需要2400元的药费使他每月400元的退休费根本不够开销，有时不得向亲戚求助。家里的彩电还是10多年前他哥哥送的，冰箱至今买不起。如果他80岁的父母不是住在他妹妹家里，他那点微薄的退休费是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父母的。
每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很惭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等来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医药无法报销，退休费不知何时才能彻底解决的结局。而当他走过自己熟悉的厂房，看到企业被新来的资方吞并，里面的房子被拆除，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近在眼前倾注了无限热爱的棉纺织厂已离他愈来愈遥远。
他不相信这会变成事实：一个曾经给国家提供过巨大的财政收入，创造过辉煌的棉纺织厂，竟然就政策性破产被别人占有了。
当我登上去贾师傅家的楼梯时，已是夜晚楼道却不见灯亮。贾师傅说原来这里都有电灯，可资方来了以后将楼道里的公用电灯掐断了，目的是节约开支。过去几十年照明都是由企业提供，现在每天晚上却是摸着楼梯在黑暗中回家。
楼梯下面黄叶飘满了一地，杂物及其他垃圾随处可见，楼道内的废物也是扔得满地，墙壁破损，一片衰败的景象笼罩着老工人们的房子。贾师傅说以前这里的卫生有人打扫，可现在资方不承担这里清扫的义务。资方对他们的承诺不兑现，使工人们情绪极为低落，卫生也就无人打扫。
贾师傅说，他20世纪60年代从太原调入包头棉纺织厂，每月只拿40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到退休之前他每月才拿500元。这样低的收入使他至今既没有资金去装修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无力更换家里显得很陈旧的生活设施。
70岁的贾师傅与他的五个孩子曾经都在棉纺织厂上班。企业破产后，还有三个孩子不得不回到改制的棉纺织厂上班。他女儿说有活干她们才能拿到收入，固定工资对她们来说已是过去国有企业的专属品。不稳定的收入不知要伴随她们多久，她的心感到非常压抑。
她在棉纺织厂已干了20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已经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现实中，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供她选择，回到改制后的棉纺织厂忍受不稳定的收入实属无奈。
贾师傅曾经只想着让孩子快点到棉纺织厂接他的班，为了孩子能到国有企业他感到很高兴。这种想法使他没有去培养孩子上大学，他教导孩子们要在厂里老实干活，却没有教给孩子们去开创一种不同于他的生活道路，以至五个孩子走上了与他同样低收入的道路。
当初美好的期望随着棉纺织厂的破产被彻底地粉碎，他没有料想到自己用心良苦给孩子作出的安排，竟然让孩子得到的是不如他的结局，要在比他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劳动环境中承受漫长难以看到希望的生活。一种悔恨如一杯苦酒在他心中漫漫地流过。
他两眼无神地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那花白的头发和苍黄的脸色，显示着岁月不尽的沧桑和人生的不测和无助。
他曾经为棉纺织厂的生产而欢呼，为它的繁荣投入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哪怕是用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五个孩子，他也义无反顾地为这个厂坚守了30多年，可现在自己的命运还能交给谁呢？他一生的时光就这样消失在这狭窄的空间中吗？
面对孩子的失业以及随着孙子的上学，再加上住房市场化，贾师傅不得不把自己只够生活的退休费，挤出一点来救济孩子的生活。
如贾师傅这种处境的退休工人在棉纺厂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突然陷入了不可测的黑夜中。他们的孩子在棉纺厂失业后，往往需要他们拿出退休费来支持，甚至还要支付给孙子的教育费。有限的收入与众多的支出使这些工人的家庭不但多年无法积累财富，也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脆弱。
因为失业与贫困带来的阴影与震荡，使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痛苦的家庭，不得不走向离婚，极端的人以自杀来结束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家庭破裂带来的伤痕又往往造成了孩子的不幸。
这些现代都市中的贫民，不仅难以找到一个新的生存资源，更重要的是，贫困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这些贫民的出路在那里？他们心中还存有幻想吗？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 如包头棉纺织厂工人陷入医疗、养老困境的情形，我在延安丝绸厂采访时也看到了。已是66岁的刘俊杰，1971年就进入了丝绸厂做木工。那时他头脑想得很简单，把活做好到年底评个先进，获得个奖状心里就感到很满足了。
他拿出了1976的粮食供应证给我看，上面写的小米、玉米、面粉都是1角多钱一斤。那时他用每月供应的30斤粮食养着4个孩子，生活虽然清淡但他没感到有什么忧虑。
后来他被调去看工厂大门，他目睹丝绸厂一天不如一天，他一个工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等到1994年退休时他拿到的退休费每月才110元，现在涨到了每月426元。
脸上患有神经麻痹症的刘师傅一遇到下雨天就感到脸上很麻木。看一次病就得200多元，这花去了他一半的退休费。既要生活又要看病，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到医院看病了。
他从1992年积压到现在的医疗费大约有4000多元，按规定可以报销80％，可丝绸厂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报销。
他在窑洞内住了30多年，房改时他把28平方米的窑洞以5934元买下，算上前院与窑洞加起来面积也只有56个平方米。可他与老伴的工龄加起来有67年，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住在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的窑洞里，一天天地为医疗费发愁。
比起刘俊杰，67岁的刘正才的家庭还要困难。他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他住的一间窑洞摆着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四个孙子睡在一起。房子内有一股难闻的油烟味。房内一片昏暗，刘师傅说房内本有两盏电灯，想节约用电就将其中一个灯关了。
借着这个灯发出的微弱光亮，我发现刘师傅的家具都很陈旧。一个旧彩电还是别人送的，里面两口缸压的白菜供冬天吃。由于洞内摆了两张床，再加上其他杂物，房内显得非常拥挤。
就是在这20多平方米拥挤的窑洞内，刘师傅用他微薄的收入养育了6个孩子。虽然国有企业给他的收入很少，可他感到过去国有企业对他的生活有保障，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压力。
现在他整天在这窑洞内忧虑的就是每袋面粉怎么从8元一下子涨到了50元？医疗费何时能去报销？付煤气费的钱在哪？越忧虑他越不敢上医院看病，越不想把电灯打开，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总被一种惶惑不安笼罩着。
他的三个儿子与他在窑洞同住。因房子紧张，有两个儿子因为结婚，将一个窑洞隔开，各住一半。
住在他隔壁窑洞的是张艳梅，她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虽说两个孩子都已20多岁，可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独立生活。张女士以她180元的生活费和给别人带孩子赚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孩子们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还抱怨她无能没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为此，她不断与孩子们发生争吵，家庭笼罩着极不和谐的气氛，经常处在一种对立的冲突中。她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老伴本来也在丝绸厂工作，企业倒闭失业后，也许是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竟然离家出走了好几年，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如年地活着。生活对她来说就像这阴暗的窑洞，不知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射到她忧伤的心中。
沉重而又艰难的生活使她瘦得像把骨头，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倒下去。为节省开支，她一个月用10度电花5元电费。
严重的入不付出使她在恐慌中本能地抗拒着面粉、食油、煤气、电等的涨价，并为每天到来的开支忧心。白菜与面粉或小米混在一起煮熟了就是一家人的晚饭，至于吃肉那已成了长时间的念想。
57岁因车祸残废在家里的白登瑞， 1993年他拿着厂里给他充抵工资的绸缎去卖时，走在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治为重度脑损伤，对方赔了他三万多元就与他了结了此事。
出院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请求丝绸厂给他认定为工伤，因他工龄达不到退休年限。按工伤他能拿100％的退休费，可厂领导无情地拒绝他的请求。现在他只拿90％的退休费。几年以来，他为了获得工伤的待遇，来回奔波在延安民政局、信访局、残联、政府等部门。可艰难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依然带着受伤的心在苦苦地请求政府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
退休前白登瑞每月拿107元的工资，妻子由于来自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他这点工资生活，仅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就得8000元。
不得已，他向亲戚借了1万元，目前他累计欠下债务1。4万元。受伤后，他作为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却不能正常地工作，以至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般一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