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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埋草治沙的农民告诉我，无偿治沙占用了他们太多的劳动成果，可家里种了20亩地，毛收入也只有3000—4000元。除去各种开支、税费后，家里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一点钱交了孩子的学费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种田的开支，农民抱怨最多的是农田灌溉水费、农药、化肥、电费太高，一年获得的收入几乎被这些费用耗尽了。
治沙得不到补贴造成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民勤红旗村一位叫王克福的农民，他种了11亩地，毛收入7000元，支出种田成本2000元，4口人共交了税费4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支出300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1000元。
他家房顶用木头支撑着，上面铺上草后用泥土糊在一起。地上只铺上了一层砖，家里除睡觉的床和衣柜外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具。门前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够一家人吃的菜。早上吃面条，中午吃几个馒头，晚上仍然煮几碗拉面，几乎不上街买菜。可以看出，收入低使他几乎远离了市场上的消费。
银川常信乡乡长董志敏对我说，乡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年能给乡财政带来40万元的收入，而维持乡政府的正常开支得200多万元。缺口靠县级财政补贴一部分，缺口不能全部弥补使常信乡累计欠债360万元，除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以外还欠工程队的款项。
董乡长说，欠款增加主要是因为修建乡村水渠、乡街道、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投入如大棚蔬菜。实际上，乡财政根本就没有财力用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体现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靠借款维持。
有限的财力使乡政府不仅还不清沉重的负债，而且还拖欠乡村官员的工资。财政紧张是乡镇面临的最大压力。产业化调整本意是想给农民增加收入，但产业调整投入巨大，乡财政无力承担。
利益的驱动把乡镇官员推向了既想扩大财政收入，又陷入负债与财力不足的困境。乡镇街道、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争取不到项目的投资，乡政府就只能再想办法。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改变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费改税以后乡镇官员的工资能否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公务员。农民向政府上交了税收，乡政府又无财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道乡镇官员的工资不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吗？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
过去村官员的工资从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中获得，费改税后郑书记的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镇政府有时也拖欠他的工资。靠村官来向农民收税的乡镇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拖欠村官员的工资，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收税的积极性。乡镇官员也需要他们将政府的意志传递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可能直接去向分散的农民收税。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 看上去陕西神木县黄土庙村耗费了42万元修建的三层办公楼，给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点繁荣，但它背后的代价是欠着银行贷款与工程款各10万元。一个受干旱包围、农民收入来源极其有限和如此贫困的村子为何要负债建村办公楼呢？
面对我的疑问，村党委呼书记说修建办公楼除用于村办公以外，还对外出租。目前出租给工程队每年能收回3。5万元。已引进5 家企业到村子里来投资，三家水泥制板厂、一家砖厂，向5家企业出租土地1700亩，一年能收入10万元。
黄土庙村有320口人，村民人均5亩旱地，主要种玉米。亩产只有1000斤，人均收入800元。前几年干旱导致村民颗粒无收，干旱的逼迫与保持生态的需要使村里有1649亩地退耕还林。
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有了保障，而种田遇到了干旱就全无收获了。
还林后村民开始养羊。村里共养羊350只羊，人均只有1只。数量如此之少使农民一时很难指望靠养羊致富，他们还是要靠给当地修建公路、挖煤炭赚钱。
呼书记进一步向我解释，黄土庙村的地都是荒地，种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收获，而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工业资本能给村子带来一些经济支持。村民认为建村办公楼能给他们带来经商的机会，在预期利益能实现的情况下村民也同意建办公楼。
呼书记还算了一笔账，地荒着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出租后荒地增值带来的资金能够解决村办企业缺乏资金的矛盾，村民也能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摆脱贫困才更有希望。
呼书记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确能让村里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财富。地处公路边的黄土庙村，公路是把财富延伸到农民手中的一个途径，同时将处于贫困包围的农民与城市联在一起，使农民能把生产的产品通过公路运往城市，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与城市工业文明的融合。
随着公路的延伸，陕北那些住在窑洞里的人，他们的视野越过了大山的阻挡向着城市文明聚集；而处在荒山中的农民不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