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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神木县马镇合河村的农民在黄河冲击形成的土地上种上了红枣和玉米，获得了一点收入。
我到合河村采访白永伟时，他正在加工从村里农民那里收购来的2万斤红枣。收购红枣的3万元钱是他从信用社贷的款，加工以后每斤能卖到3元钱。2003年，他种的红枣收了3000斤，每斤卖1。2元，玉米收了2000斤，每斤卖0。4元，他说村里每棵枣树产量最高的能达到200—300斤，一般产量在50—60斤。
红枣加工后他能赚到6000元，自产的红枣值3600元，他一年的毛收入有1万元，可买种子、化肥、农药得400元，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8000元维持，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年得2000元开支，一家人的生活一年要2000元。
将他与老伴投入的20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20元计算，一年投入的劳动成本是400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年还是亏损6400元。他说，负担最重的还是孩子的学费。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他还向别人借了2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他只能每年靠加工红枣还债。
马镇靠近黄河，全镇有1。9万人，人均耕地只有3亩，有6000亩地依靠着黄河边。全镇红枣种植有2万亩，2003年产量大约有600万斤，产值大约1000万元。养有9000只羊，人均收入只有1300元，全镇有200多户从事红枣加工业。
与其他镇一样，马镇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公共建设，还要依靠县级财政补贴。神木马镇中学校长高志强告诉我，学校一年得到的经费只有15万元。教育资源的紧张使有些班的学生达到了70人，美术和音乐几乎没有教师上。即使做试验一个班也得分两次进行。学校现有965名学生，按每个班35人计算，学校至少要扩大一倍，而资金从何处来？
高校长说，有600名学生在校住读，每个宿舍达到了18—20人，比较理想的是8—10人。我在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办公室一半办公另一半供自己住宿，另一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孩子住并且里面还要做饭。
他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还是想在这种简陋的空间内，营造着他振兴农村教育的理想。
四面被大山包围的马镇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优势，学校要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非常困难，这样的学校能否给处在深山里的学生一个走出去的希望呢？
如马镇这样教育资源处在严重短缺中的现象，在黄河流域还有很多，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当地工业在单一、低效率的国有产权中运转，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教育资源处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中。
绥德县枣林坪镇农民却没有马镇农民那样幸运。2002年，枣林坪镇种枣面积达23068亩，红枣产量3000吨，产值700万元，仅红枣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达700元，红枣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灾难在2003年降临了，进入丰收在望的红枣从8月就遭遇到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侵袭，已经成熟的红枣开始裂缝、发霉和腐烂，田野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败臭味。
眼看着将要变为钞票的红枣却在阴雨中腐烂，农民真是欲哭无泪。他们一年的希望随着红枣在阴雨中的腐烂彻底地破灭了，加上投入的农药、化肥、电费及劳动力，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是继2001年红枣受灾后，枣林坪镇农民又一次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只得背起行李出外打工。
与这种阴雨形成反差的是，2003年5月以来，绥德县经受了持续长达百天的干旱，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9万亩，干旱受灾面积达40万亩，加上其他灾害受灾总面积达67万亩。
绥德县四周被荒山包围，全县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万。无定河穿城而过，地表水无法满足绥德的农业灌溉。汛期洪水来势又很迅猛，没有蓄水工程使水只能是陡涨陡退；枯水期间流量很小甚至断流，河道又被严重污染。
在这之前绥德已经干旱了5年，断流的无定河已淤积了很多泥沙。河两边扔满了各种生活垃圾，被阳光烤干了的沙子随风吹进了街道。城市被蒙上了一层灰尘，缺水使居民只能自己打井取水。
绥德林业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全县共退耕还林23万多亩，但累计验收合格的面积却只有少得可怜的5万多亩。我到退耕还林的山上发现，种上的树显得很矮小，仿佛它从这荒山上吸收不到任何营养。要让它们给这片荒山带来绿洲似乎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
退耕以后林成活了以后，有关部门才将粮食补助给农民，可农民无法抗拒干旱的袭击，也不可能知道干旱什么时候到来，农民也无力保证那些分布在荒山上没有水浇灌的树苗能活下去。要补种旱死的树苗农民还要承担新的成本。
结果是农民在退耕还林中处于弱势，退耕还林的压力与损失落到他们头上。掌握着退耕还林资金的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却从向上级汇报完成的退耕还林中得到了政治荣誉与奖励。
被十年九干旱困扰的绥德，年降雨量大约450毫米。春季雨水少使农民不能按时播种，秋季因洪涝灾害又得不到预期的收成。大部分村民人均占地只有2—3亩，他们种植的环境是沟壑丘陵，靠荒坡上获得的那一点粮食，他们一辈子也走不进拥有财富的天堂。
对种地有点信心的农民，盼着老天爷不要给他们以绝收的结局，而对种地失去希望的农民则走上了打工经商的道路。抛下的地因土地流转政策的滞后而不能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这些地只能在山沟里沉睡，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由于不能优化配置而出现的浪费，使一部分地少的农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退耕还林后没有离开村子的农民选择到深山中养羊。绥德县辛店乡庙岔村的张汉春投资8000元养了50只羊，以每只150元的价钱他卖了20只羊，获得了3000元。建羊圈他花了1万元，向私人借高利贷2万元，一年他养羊的收入大约4000元，按这样计算他四年才能还清高利贷。
可他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开支得2000元，全家人生活一年得2000元。这样下来，他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养羊的饲料，是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20公里去割来的草。在他的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陕北黄土高原，荒山上随风扬起的灰尘似乎是他眼里永恒的风景。生活就像这深山一样紧紧地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站在他的羊圈前，我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那狭长弯曲的山谷里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寸草不长的山丘显示的是千百年以来自然给人们呈现的一副严酷的面孔，只有偶尔几声羊羔的叫声，才打破了这山谷里的的宁静。
有一首悲愤地诉说绥德黄土地贫困的歌谣在山沟里流传：山秃坡又陡，洪水四沟流，庄稼老天爷收，男人往外走。唱着歌谣的小伙子曾幻想着从贫困落后的小山村走向外面的世界，可他的幻想伴随着额头上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走过一条条沟沟岔岔，还是遗憾地长眠在他耕种了30多年的山沟里。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有损耗却得不到补偿（1） 植被稀少、天干地旱和水土流失，耕种在山坡上得不到理想的收成是吕梁山地区一代又一代农民面对的生存景象。这个地带北起偏关，南到万荣的吕梁山分布着28个贫困县，他们处在荒凉、起伏、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深山中。
资源性贫困是吕梁山农民走不出贫困与农业萎缩的一个重要因素。养羊要吃草，人又需要草来维护生态，草又需要雨水来滋润，而吕梁山多的就是干旱。不养羊农民几乎得不到其他收入，结果是，人与牧业都处于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中。
资源性的短缺使吕染山地区的农民，只能在进一步扩大荒地开垦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延伸并获得新物质的补充，可荒地的开垦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
没有雨水灌溉的荒地上，既使种上庄稼也难以获得好收成。越穷越开垦荒地，越开又越穷，吕梁山的农民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怀着对摆脱贫困的满腔热情，种上小米、玉米、土豆。如果雨水充足他们就能多收，遇上干旱就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这似乎就是他们靠天吃饭被老天爷掌握的命运。
山西贫困县有50个，涉及380多万人，有18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除勉强维持温饱以外，干旱、易分解的黄土地很难建起新房子，也就很难有走出窑洞的机会。他们有的几代人住在狭窄、阴暗的窑洞里，从来没有见过工业文明是如何造就了城市的繁华。
遇到逢年过节他们才吃上一点肉，平时就是喝小米粥；晚上啃上几块馒头或面条，就躺在炕上进入了梦乡。
内部存在着急切的需求外部却没有新资源的供应，没有新能量的补充，吕梁山地区的农业与城市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萎缩。清朝曾利用这里丰富的草资源养军马，保持它的军事力量，可这里的草吃光了以后却得不到新的能量的补充导致土质退化。
吕梁山的黄土高原是一个封闭、自我无法张扬与外界接触很少的文明，农民很难同外部进行信息交流。环境的恶劣使农民在生存上需要男子汉来应付严酷的环境，而孩子增加的同时供给他们成长的资源却没有随着增加。
没有必需的资源让孩子接受教育，他们不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新力量，结果他们的孩子一生来就可能注定了要与他们一样承受黄土地的贫困与荒凉。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他们只是在区域内获取有限的资源，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