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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说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村里现在仍然没有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大部分孩子上到初中或者没有毕业就走了务工之路。高昂的学费以及教育的落后阻碍了孩子们接受教育，村民的文化水平多年也得不到提高。
村里有一位姓李的老人说，他1921年出生现年84岁。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一辈子只是在黄土地上耕种。小农经济使家里不让他读书，可母亲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坚持让他上学。从外婆家的乡村小学他一直读到开封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到新郑小学、中学当教师。文革时他被划为地主遭到红卫兵吊起来毒打并用烟头烧他的脖子的虐待，他想把强加在他头上的地主罪名取消，可造反派又给他增加了新罪名，孩子还不能和他见面。财产被全部没收，导致他的家庭既没有财富的积累又使孩子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想到此事他就感到十分痛心。
结果他的大儿子初中毕业、老二和老三只读到小学，可悲的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水平没有超过父亲。文革造成了他们一家痛苦的命运，孩子们只能继续种着几亩地维持温饱的生活。
他的孙子同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他悲叹地说，文革时，儿子想上学可不让上，现在能上学了，孙子却不想读书。只有接他班的老三才使孩子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这也是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好的教育环境的结果。
他回忆当时村里有80多口人，只是他一人由于有外公的支持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其他农民只能在黄土地上从事原始的耕种。他一个人接受教育是不可能使一个村子的文化变得繁荣起来的，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群体整体素质的提高。结果他看到，村里越穷越使农民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村子的文明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
儿子说，如果不是文革那场巨大的灾难打断了他求学的梦想，他能够将父亲留下的文化传承下去。可是历史改变了这一切，父亲已经走向了苍老，自己却在黄土地上从事着没有希望的耕种，不能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推动一个家庭文化走向繁荣。
文化在一个家庭的断裂也是裴李岗村文明衰退的一个表现。50多岁出生在“文革”的一代村民由于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不是村里新生产力的推动者，也不能给村里带来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播。文化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已经断裂，他们的下一代又在交不起学费或者在对读书失去信心后，使文化的断裂继续演变下去。
由此，裴李岗发掘的石器有8000年的历史，可只是一个适应原始生活的石罐。农民并没有从这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吸取到什么营养来提高自己摆脱贫困的能力。传统文化对他们走出小农原始的耕种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更没有对村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有所帮助。
村长说村的西边有一条深沟挡着，丘陵地使农民的种植条件极为严酷。这种严酷的条件使祖辈们种了一年又一年的田也只能是维持生活，也正是这种植环境使祖辈们走不出阴暗的窑洞建起新房。他说自己出生时是在窑洞，与父亲、爷爷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三间窑洞里。生产队时，一年只能分得一些粮食，几乎没有钱用于消费。1977年从窑洞搬上来盖的是草房，1993年他花了四万元建了楼房。
到他和村民住过的窑洞里，我发现，祖辈们建在山坡下的窑洞有的已经倒塌。一个老太婆正从窑洞里走出来，她说自己已有80多岁，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窑洞内。也就是说，裴李岗的村民没有搬到山上建新房之前，他们的祖辈是在一个原始落后的小农耕种中，维持着简单的生活。这种原始的农业文明，既不可能使一个家庭积累相应的财富，也难以推动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更不可能推动社会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
因此，说裴李岗8000年前就有农业文明，那不过是对一个虚弱灵魂的安慰。将裴李岗出土的石器与现在村民家里简单的生活设施相对照，以及村里文化的衰退，就可以发现，几千年过去了，村子里几乎没有向现代文明走出几步。
出土石器的地方由于被宣布为文物保护而被掩盖着，农民在上面种上了小麦。村民想将它开发成旅游景点带来一点收入，可文物部门不让农民动。村长说，这样悠久的文化遗址对村民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守着文化遗址过穷日子 同样的衰退还出现在渑池仰韶村，这里出土了被考古人士称之为有6000多年历史的石器文化，但这种历史上的荣耀掩盖不住今天仰韶村农民由于贫困走不进现代文明生活的悲哀和教育落后给村民带来的文化断裂。村里有几个70多岁的老人在民国时期上过私塾，却没有走出黄土地到外地创业。
仰韶村王村长说村子有1300多人，大部分村民靠种地为生。连续干旱了8年其中三年的大旱使农民播下去的种子钱都没有收回来，即使有收获也只是亩产100多斤。种田不能维持开支，他还在渑池县城承包修公路带领村民打工。
村长说自己在“文革”中只上到了高中，而他的三个孩子同样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可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还能读到师范毕业。由于战争父亲只能回到村里务农，使他的知识无用武之地。
传统的教育观念使父亲过去教导他要种好田，为人要老实忠厚，却没有给儿子一种向外创业的勇气。由于他接受的教育不多，不能理解到父亲所学的知识，造成文化在他们之间没有得到一种有效的传承。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父亲才意识到种田已经解决了不了贫困的问题。
乡镇官员为应付上级财政增加的需要，将村民人均收入上报为1000多元。而实际上村民人均收入不过百元。由于仰韶村被列为文化遗址，村里想办企业得不到批准。
村长说村里最贫困的农民家里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家具。中午吃面条，晚上锅里放点玉米粉煮一下就吃，不到逢年过节农民几乎吃不到一点肉。村里像他这样能在外面承包工程有经济实力的人不多。
村里有10多户农民交不起农业税。为完成上级任务，村长说，有时自己得先垫上，代交的钱已达到了500元。完不成上交的税，村长要承受乡镇官员施加给他的压力。他已任第二届村长，由于村里很穷，村民对选举没有政治热情。当选后面临着交税的压力，甚至当了村官农民交不起税自己还得先付出，经济利益的考虑使农民觉得当选村长得不偿失。
村长觉得他能得到村民的信任的理由是，他承包修公路能给100多个村民带来打工的机会，同时还向水利部门争取到资金给村民打井接上了自来水。过去没有水吃时，村民要到外地拉水吃。有两个组直到1998年才用上电。虽然有线电视接到村里，可农民拿不出200元的接入费，致使农民还看不上有线电视。
他透露，乡镇给他们村下达的农业税是5万元，上交税收是按1958年每亩500—600斤产量定的，而这是当时虚报的产量。多年干旱的种植环境实际亩产大约200—300斤，费改税时他向乡镇提出这个产量不确切，可乡镇官员说这个产量来自上级下达的任务，如果减少他们就会完不成目标。
由此，县向乡镇下达，乡镇将指标压向农民。由于按当年虚报的产量定税收，实际上要农民承担更多不合理的费用，造成费改税后农民负担由原来30多元现在上升到40多元，不但没减少税收反而增加了。
村长还透露了按过去产量定税收的原因，有些村由于城市开发占用了土地农民不交税，而仰韶村土地没有减少，乡镇官员就把税转嫁到他们村子。结果，种地的仰韶村农民承担的税比地减少的村要多，导致农民分享不到费改税后的好处。
村长说，要想与乡镇保持一致就得接受他们的指标，可他是农民选举产生的却不能对农民的利益负责，权力的不对称使他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
村里的自留地有100亩原来种苹果，村民想把这些地要回去，可村委会不同意导致仰韶村有100多名农民去县城上访。农民人口在增加而地不可能增多，使农民的种植资源减少，迫使他们极力想要回被村委会占据的土地。
实际上，村委会占有这些土地有他们的经济利益，以前这些地每亩以40元承包给农民一年就能收4000元。这些收入用于村领导开会、吃饭、交通和招待支出，现在村委会在上面种上花椒树想进一步扩大收入来源。
有了这种经济利益，村委领导当然不想将地归还给农民。仰韶村两个组100多农民想要回这100亩地，相对于有乡政府支持的村领导他们的力量还显得很微弱。最终，他们也没有从村委会要回这些地。
对于仰韶文化遗址，村长说村民们都很想开发旅游带来一点收入。可写好的开发报告有关部门说要先交10多万元才能向上申报，而种地只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他曾两次去北京找文物部门，想争取到资金搞仰韶文化遗址开发，可他都是失望而归。他想在村里搞个矿石加工厂也得不到批准，因此他们的开发愿望只能是一个梦。
仰韶村是由村民抬起头能看到村北部的韶山而得名。三面是深沟一面是韶山挡住的仰韶村，使农民的种植、交通和生活都极为不方便。
即使有了现代化的收割机器，但收获粮食不够维持生活的仰韶村农民也用不起这机器。他们还得靠牛或以人工耕地、收割，他们的农业还在原始中演变，这难道不是古老的文化衰退的表现吗？
村长说他对仰韶文化的理解也并不深，只是说在这里出土了几千年留下的石器。他说，因保护仰韶文化遗址不能进行工业开发，外部的资源进不来，农民只能在在黄土地上继续消耗。
自1961年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列入重点文物保护以来，村领导换人换届也必须将保护文物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