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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叫他签他只得服从。他也没有见到那个公司老板。
100亩地只给70万元，合同签订出租期99年。这样，农民每亩地一年只有70元的赔偿，而农民种大葱每亩收入2000多元，这意味着农民从土地强行出让中承担着很多损失。
另外给农民迁移房子赔偿30万元，每平方米赔170元。计算面积时，农民的楼梯、大门、园子地都不计算在内。村民觉得这个赔偿价太低，因为现在钢材、水泥、砖瓦的价格都涨得很凶，这个价格的赔偿费农民根本建不起新房。
村长说他家的房是120个平方米，当初建房子时花费了1万多元。按现在的赔偿价，他只能得到2万多元，现在要建同样面积的房大约得5万元，那一半的损失由谁来补偿。村民希望房价补偿到每平方米400元，可提高补偿的愿望却得不到上级官员的回应。
镇政府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可能将农民的赔偿定得很高。村民还担忧，地出让给投资商搞开发，剩下几分地以后靠什么生存。霸王村可耕地是880多亩，包括山坡地总共有2000多亩。
下级服从上级使村长说要与上面保持一致，而镇政府官员要求他带头接受拆迁的条件，这种压力使他难以向上级官员提出农民的愿望。
由于找不到建新房的土地，想调剂其他组的地遭到相关农民的反对。在上级官员的压力下，无奈，村民只好将祖辈的棺材从坟地迁出，将坟墓地用于宅基地。
村长说他1994年任职时村里已欠债8万多元，现在村开发旅游又欠下了新的债务达到20多万元，到过年时还有人找他要债。问到搞了10多年的旅游为啥村民没有分到收入的原因时，他说资金用于发展村旅游，村民是下个人的一盘小棋，而他要给村子下一盘大棋。
他每月180元工资，一年才960元，可电话费一年就得1000多元全靠自己支出，这样干一年自己还得赔本。上级官员及有关部门到村里办事，吃喝都得自己招待。为此，他已贴进去1万多元。他得病动手术时花费了4000多元，如果不是孩子打工赚钱他说自己要讨饭吃。
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当生产队长，到现在他任村领导已有30多年。上级官员退休有养老金，他担心的是，自己60岁退休后养老由谁来负担。现实的压力使他曾写过两次辞职报告。
过去村民吃水是到黄河担水吃。黄河水是一桶水半桶泥，能让村民吃碗饭却难以让村民喝上一口水。靠吃点红薯、喝点小米粥、挖点野菜村民渡过了那些饥荒的年月。
从出生、结婚到从窑洞搬上来建新房，村长说他在窑洞里已住了50多年。大集体的生产消耗他们的劳动成果，一个劳动日只合0。16元。以这样的价值分配粮食后，就一分钱的收入也得不到了，造成他几十年来积累不了财富，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接受高等教育。
他说，现在的贫困、孩子不能接受教育，都与那个生产队的时代有联系，那个时代他们一无所有。有自主支配的财富是从20世纪90年代从窑洞搬出来建新房开始的。
村里过去有800多人，随着出嫁和向外迁移，村里人口下降到600人。人口减少可耕地也在减少，生活仍然没有起色。
霸王村以这2000多年留下的古城搞起了旅游开发，可汉王村的农民正面临着汉王城坍塌的忧虑。站在汉王城上，看着滔滔的黄河水与茫茫大雾仿佛浑成一体，而在城墙的底部滚滚河水正直冲而来。每一次巨大的冲刷都会将城墙松软的泥土卷走一大片，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刀子正在一天天将它切割。
村民担心的是，如果不采取措施护住城墙，也许用不了多久汉王城就会在黄河水的冲刷下消失在滚滚波浪中。城墙的上面是耕地，农民在里面种上了小麦，黄河水卷走城墙也就意味着农民的种植资源减少。
同霸王村农民的担忧一样，周口市南郊乡康庄村的农民也在为失去土地焦虑着。周口行政区南面有一个200多亩的广场，就是占用康庄村的土地。同广场上的豪华路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婆流着泪对我说，她已经78岁了，征地建广场使她家的地全被占了。每亩地一年只给1000元的补偿，可面粉及各种生活品的物价都在上涨，那点钱不够用，无奈她只好在广场周围捡破烂以维持生活。一天捡的东西只卖几块钱。
广场的旁边就是康庄村，村长说，康庄有2000多人，总共有地2000多亩，行政区开发及广场建设占用村里的地以后就只剩下700亩，人均只有三分地。每亩的补偿只有1000元，这个价格是周口市政府制定的。占用地根本没有经过村民同意，政府作出决定农民被动服从。
现在物价迅速上涨，失去土地的农民感到这点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可村长说征地扩大了城市化，现在得不到利益等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农民可以去打工。有些地征用后补偿费还被久拖，他曾对农民拍着胸膛说，征地的钱能要回来，可到现在也拿不到钱，农民对他非常不满。
他也感到一个村长无力抵挡政府征农民的地，他只能与上级保持一致，而农民的抱怨使他也很为难。如果失地的农民找不到出路，矛盾会更大，因为村里原来三口人的地，有些农民结婚后增加到五口，而补偿是按征地的数量确定的，增加的人就得不到补助，他们五口人就要分享三口人征地的钱，这样，农民的生存状况就更为艰难。
走进康庄村刘莹组时，村民悲伤地说，开发征地已将他们带到了只有几分地的空间中，而村民增加的人没有土地，他们都要在这里生存。向城市寻求打工却没有机会，他们的生活、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看病，都不是那点补偿金能解决的，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与政府谈判要求提高补偿金，一种沉重感笼罩在村民们的脸上。
我在一个占地500亩建工厂的工地上发现，周口南郊乡的官员和警察每天到这个工地维持工作，他们是防止村民到工地上阻碍施工。显然，工业集团在政府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失去土地的农民，工业集团以投资为交易就能从政府手中拿到极低价格的土地。
南郊乡的乡长说，他也感到占用农民的土地补偿太低，使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艰难，可补偿也不是由他来决定，他得服从政府的命令。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乡镇官员的权力扩张（1） 乡镇官员也有他们的困惑，新郑市新村镇副书记歹华民说，在基层执政最大的矛盾是财政收入有限。近几年来新村镇靠招商引资办了一些工业，2003年实现了580万元财政收入，而全镇的开支达700万元，镇政府吃财政饭的有100多人，实际编制只有40多人。
他认为将有些在乡镇已干了多年的人员进行分流却无处安排。有些机构根本没有必要成立，可为了适应上级需要而存在，超出的财政支出只有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弥补，创收就成了掌握权力部门的一个选择。创收的举动之一就是协助税务部门收税，税务部门给他们一定的回报。
歹书记认为上交财政收入过多，导致乡镇寻求财政资源就感到很紧张，而地方税收空间的有限使掌握权力的部门就将收费的手伸向从事商业的人。他们费用负担加重增加财富的速度就会减缓。更为严重的是，收费的增加又阻碍了人们进入市场交易，这必然会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权利，进而防碍了经济的发展。
而乡镇官员又必须完成上交的财政，否则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实现政绩获得升迁，他们必须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在负担增加的同时，农民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源并没有增多而是在减少。乡镇经济就是在这种由过多权力设置导致的收费增加中，使创造财富的群体难以成长，乡村也就愈来愈走向贫困。
主要收入来自工业的新村镇，乡镇官员能够从企业的收入中缓解财政压力。新村镇的工业用地农民是以租地为主，每亩租金一年大约500—600元。资方一般和镇政府协商，租金交到了政府手中再发给农民。
土地是新村镇官员与工业资本交易的最大资本，通过优惠政策出让土地吸引投资商，并进而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土地价格定得过高就难以吸引开发商，也会失去与企业谈判的优势，现实的压力促使他们降低农民土地的出让价格。
巩义小关镇镇党委书记孙现升说，有些农民在宅基地、房产上发生的矛盾本来应通过法律来解决的事也找到镇政府，可镇政府解决了他们又不满意。对有些事情镇政府没有执法权，超出镇政府的权力范围而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又导致他们越级上访，这样矛盾还是在乡镇。
“农民寻求司法解决的成本高，他们承受不起，而就近找乡镇政府。他们希望一个官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实现，可乡镇面临的财力、人力短缺，使官员去处理农民的矛盾时面临资源不足的困难。”孙现升说。
他承认乡镇官员的理论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也只是皮毛水平，在城镇建设、农业开发上又缺乏专业知识。现代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知识对他们来说仍很陌生。
他们大部分是中专、大专毕业，他们的知识水平已经满足不了农民日益庞杂的利益诉求。乡政府的工作更多地是适应上级出台的政策。他们的执政很难做到执政为民，更难以做到按农民的利益要求去创造性地执政。
待遇低也导致乡镇官员责任心不强。他们的责任看起来无限大，权力却无限小。孙书记说他月工资只有1200元，这样一年不过1万多元。
小关镇有3。8万人，15个村，工业是以矿产资源起家的耐火材料、水泥。2003年镇财政收入达到630万元，财政支出却达到了800多万元。他们通过预算外的200万元来弥补才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