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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地区需要财政开支的很多，没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政治抱负有时难以实现，郭宝成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执政目标需要相应的资源来支持。
他到佳县任副县长主管教育时，佳县教师的工资很难按时发放，他急切地呼吁教育要先行，可财政紧张的佳县连官员的工资都拖欠着，哪有资金去实现他的教育先行？
看来教育先行的梦想在佳县是难以实现了。郭宝成感到，他不但改变不了佳县教育落后的状况，而且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他任副县长的工资有时也发不下来，直到去神木任副书记一年多以后，佳县才把拖欠他的工资给他寄来。
他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尽一切力量把木头峪破败不堪的学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通过关系他找到了北京一位退休的女官员，原来她也是木头峪镇人，郭宝成忧虑地向她讲述了家乡教育面临的困境，希望她能给予支持。
这位女官员被他描绘的情况所感动，她联系到了一个台商，捐了40多万元。郭宝成还通过其他渠道，使一家美国公司给木头峪捐款建学校。通过向外界寻求援助，他为木头峪镇建了80多个学校。
他向美国人寻求捐款成功建学校的事，被他的上司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榆林地委一位专员知道，他称赞郭宝成办学精神可佳，并约他一起吃饭。这个专员又从他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20多万元，要郭宝成再建一所学校。
专员赏识他的执政才能，后来该专员任榆林地委书记时，将郭宝成提拔为神木县主管官员的副书记。
现实的困境使他转向外界寻求教育资源，并发动农民义务建校。他主动地突破了佳县教育的困境，在外界资源的支持下，给孩子们一个接受教育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
郭宝成尽一切力量，一扫佳县破落不堪的学校面目，让贫困的农村孩子进入了环境好的学校读书，使佳县的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希望他留下来当县长，他离开时仍能让佳县老百姓念念不忘。
上级领导也想提拔他当县长，可有些官员认为他当县长资格还不够，上级将他调到神木县当副书记，佳县老百姓对他的调任很不情愿。
任佳县副县长使他的执政才能已经显现，但他感到当了5年副县长时间太长，使他的有些执政愿望不能尽快实施。执政目标只有通过实施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果不能实施也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副县长任期内他也有很多体会。一个副职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事做好，而且只能揽过不能揽功。出现问题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功劳也要先让给主要领导，遇到得民心让上级欢喜的事，自己不要主动去争取，要让给一把手。
难干的事，棘手的事，群众上访的事，自己不能推却要主动承担，不要把麻烦推给主要领导。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
五年佳县的执政，一些执政的理念与价值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了，更坚定了他到一个新的地方执政时，如何游刃有余地配置政治资源。他到比佳县要富裕的神木当官时，没有像有些官员那样挥霍浪费，因为佳县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家庭还很贫困，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个人以为，中国社会四级行政以下无政治可言。我们县级官员最直接地面对广大老百姓，不允许他们玩政治手腕，只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的政治头脑是要看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跟上国家改革的步伐，甚至还要有超前的变革。”郭宝成说。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的财富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时，郭宝成主管官员的考核、选拔和任用，他制订的措施让卖官的人没有卖官的机会，让买官的人无处可买。
需要提升职位的人，先过民意测验这一关，然后考试。考试合格后向社会公示，最后试用，过了这些关才能到新岗位任职。
1984年建立这个制度时他只有26岁，在陕西省党校学习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不平静的心中涌动着，如何设计一套廉洁的执政体系。他一个星期要读6本书，不仅对中国帝王的用人之道进行分析，还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研究。
到神木任县委副书记后，他将在党校思考治理官员的办法全用上了。他感到事业的成败在于用人才的成败。不论到哪个地方当官，首先要做的是，经济要繁荣，执政要清明，社会安定，给人们安居乐业的环境。神木官员的任用与淘汰，与他的积极设计新的体系、推动他的执政价值是分不开的。
一般官员的选用数量很大，他们哪个不想从一个办事员升到科长，再从科长升到更高的职位？想提升的人不仅找主管的官员，还找上级官员施加压力，他们把升官的网络渗透到各个部门。而郭宝成的执政措施是，通过建立用官机制，从源头上制止卖官买官的现象，当卖官卖不出去时，他就失去了卖官的市场。
那些买官的人是因为他们当官后有预期的收益，他们才积极地去施展种种影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卖官的道路切断后，他们就找不到买官的市场了。
“制度实施后，没有人找我要提升职务，想升官的人减轻了升官的压力与成本，他们不担心有人通过钱就能升官。只要有能力升官不需要付出金钱，不需要出钱就能通过竞争上升，哪谁还去花钱买官呢？”郭宝成说。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间，他调动了400多名官员，没有遇到什么强大力量的阻碍，也没有人告他的状。大家认同这种制度，觉得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取代了个人操纵，凭能力就能上升。他推行的制度被榆林地区称为管官员最成功的办法。
“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执政的时候，能培养领导我的干部。”郭宝成自信地说。
当然他实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他的上级，如县长、书记的支持，也难以推行。只要有越过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变革，那么他的施政也只能停留在幻想中。
除了实施用人制度的变革以外，郭宝成还将目光转向了县政府的政务公开上。他认为，政府做的很多事没有让人们来监督，要从源头治理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让人民来监督。他想把政府工程通过网上招标，但实施起来仍有制度上的阻碍。
“信息化的透明意味着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权，人民了解政府在干些什么，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多经济特权，他们以审批权进入到经济中，如果不想使这些权力异化，不使这些官员出现腐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搞阳光工程，让百姓知道我们政府在做一些什么，怎么做，把这个过程公开，得到群体监督。”郭宝成说。
三年副书记任期结束后郭宝成出任神木县长。开始真正掌握执政大权时，他由过去思考建立制度转为将执政的目标授权下属去完成。
在执政风格上，他采取的是大权独揽，小权放开。下属能完成任务的80％他就感到比较满意了，他希望下属更主动、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他有时觉得指挥别人干比自己亲自去做还要更好。
他实行的会计集中制核算，将全县各局级机构的财政支出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下，他们的账号被取消。会计集中核算后，各单位不少预算外的资金暴露出来，但他们的开支要到会计核算中心报，他们的收费与支出都进入到这个中心，这种财经管理防止了有些官员犯罪。
现有37万人口的神木，城区只有10多万人，庞大的农村人口留在贫困的黄土地上，是郭宝成所不愿意看到的。城市人口必须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轮子，它能让一部分农民变为产业工人。
神木是一个经济生态很脆弱的地区，既面临着偿还自然生态欠账的艰巨任务，又要承受着资源开发给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20多万农民仍处在刚越过温饱线的水平。
为此，郭宝成在当县长的第一年就提出了工业化，他迫切需要推动神木县尽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再进一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这三步实现了，他认为神木就进入了小康。
他认为，工业化是神木必须要走的路，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就无法向城市转移；没有农业产业化，农民仍只是在黄土地上维持温饱，贫困不会离他们远去。三年的县长任期内，他在为这个目标配置这个县的一切资源。
他计划2004年将农民承担的农业税免除，县财政每年还要拿出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其中让农民养牧。国外那么富裕的国家还要拿出资金补贴农民，而陕北赤贫黄土地上的农民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他们靠什么拿钱交税？
将工业化增长带来的财富向农民反哺，让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增长而能分享财富，是郭宝成改变农民命运的一种期望，他将神木城市的大门向农民敞开。他发现，一个在街头捡破烂的农民，生活比在农村过得还要好，而且卖破烂赚的钱，供两个孩子上学。他感到，让农民在黄土地上再种上五千年，也不可能让农民看到财富，他们甚至是越种越穷。
40平方公里的新工业园，寄托着郭宝成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梦想。神木煤炭储量丰富，通过开发区吸引开发商投资电厂，将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就能使神木结束仅以输出煤炭来换取财政收入的传统做法，使煤炭的价值迅速上升。
开发区占用的是荒地，园区引来了大企业投资，不但使荒地价值上升，而且城市化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
然而，与神木新区的高楼相比，老城区还是显得很破旧。一个倒闭的五金厂前，有10多家从事铁皮制作的个体户，张先生就是其中一员。他做铁制品一个月能赚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