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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个代表进去与政府官员对话，接待他们的有省经贸委的一位副主任，榆林市的副市长王斌也被叫到省政府。座谈会上，经贸委副主任对代表说，收回私营公司开采油井的三权，是省政府的决定也是大势所趋，省政府是管政策与原则，具体如何解决你们要回去与县政府协商。
王斌副市长也向他们解释收回油井的政策，并指出6月19日，市政府又开了一次会议，对55号文件的原则作了一些调整，从原来的无偿收回原则变为有偿收回，至于如何有偿收回，你们要回去与县政府协调。
听到这种解释，代表们24日陆续返回各自的县，可他们回到定边县要求与县政府对话时，县政府的答复是现在没有时间。26日大约有100多位投资商汇集到县委门前，要求和主要领导见面。
县委有关人员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等到11点钟，开完会的领导才走出来，可领导说来这么多人不行，要选出代表来协商。大约有8个代表进去，当时在场的有县长、副县长、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长等领导。
代表向他们讲了去省政府上访给的答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可领导说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县政府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按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办事。
投资商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6月27日，定边县政府发了一个公告，对私营公司的油井要进行接管，在油井的人员要无条件地撤离。
看到这个消息后，投资商质问政府有关人员，去省政府上访时，王斌市长说要同县政府协商解决，可现在你们不签订任何协议就要接管油井，意图何在？即使接管也要和我们履行有关手续。因为开采石油时与政府签订了合同，现在要收回油井，那么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投资商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县政府的答复。
没有得到答复后，定边县的投资商以及其他大约几千人围到县政府门前，他们提出政府要履行有关手续才能接管油井，收购必须公平合理。来的人不仅有投资商，而且还有他们的股东，只要家里有一人投资，那么家族的整个成员都会来。
因为一个人的投资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利益。也许一个私人石油公司，他的背后就涉及到几十个股东，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这些个股东的利益也随着受到不利影响，一个人到政府请愿时也就有10多个人跟着来。
有时一个村里的股东，他的背后是整个村里的人给他投资。当他的油井被收回时整个村子里的人利益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当然会随着这个股东到政府门前请愿。
县政府的门紧关着，围在政府门前的人没有表现出过激的行为，也没有喊什么口号，他们有的只是平静地坐着，脸上却显出一种无奈、焦虑，希望以这种和平的方式来唤起县领导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危困。
静坐的人从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等到晚上9点，县政府才有信访办的人出来与投资商联系。经过协商有20多个代表进去与政府领导对话，县长、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长等在场。
会谈时，投资商要求政府不能去接管油井，因为你们没有和我们履行任何手续。对于投资商提出的要求书记说难以做到，接管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且必须在6月30日以前对所有的油井实行接管。
会上县里的一位工业局长对代表说，你们这是有组织地围攻政府。听到这话，一位姓康的投资商表示反对，他指出，政府不与投资商公平协商就收回油井，本身是在侵犯人们的财产权利，而把人们的合理请愿说成是有组织地围攻政府，这是把罪名强加给群众。
他还坚定地指出，对于强行收回油井的行动，必须立即停止，你们当官要为民作主，人民才会支持你们。
可县委书记说，人民支持我们理解，可人民对我们下不了红头文件，我的任命在上面，不是人民给我的任命。你们的遭遇我能表示同情，你们也要理解我，我也有我的难处，我是在夹缝中生存。
书记还表示，不执行收回油井的命令，他没有这个权力，收回油井也不是他内心的意愿，对投资商的补偿县政府将进一步完善。
但这个解释不能让投资商感到满意。谈判的过程中从晚上9点持续到晚上11点，会上有10多个代表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他们强烈地表示，为什么政府不和投资者坐下来协商？为什么不是办好了有关手续才接管，而是动用警察逼着投资商交出油井？
代表提出的要求使书记无言以对，双方相持着谁也不说话，空气变得有点沉闷。这次谈判，县长坐在里面自始至终没有发言，情绪表现得很低落。对于官员来说，他们也感受到了来自上级的压力，必须在6月底以前拿下油井，就像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一座堡垒一样。
“领回赔偿的钱，我的投资才能持平，但这个补偿对我仍是不公平，我也不想要他们的赔偿，我首先最根本的理由是，不同意政府收回油井，我要保护我的财产权，我需要的是继续经营。”参与会谈的一位姓康的投资商对我说。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感到眼前是一片黑暗（1）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让油井被接管，2003年6月29日，定边县大约有3000多人来到了油井，而在警察护送下的定边钻采公司也前去接管油井。站在油井外面的投资商与前来接井的警察交涉，双方相持到夜里大约3点钟，接管油井的人未能进去。据在场的人说，当晚有10多人被警察带走，而接油井的人也未能进入。
30日，投资商再次走进油井与接管油井的人交涉，他们要求接井的县钻采公司的人离开油井。警察闻讯也赶来将通往油井的路封锁，但投资商仍越过封锁冲到油井，将接管油井的人赶走。
到了晚上2点钟，警察赶到油井将投资商驱走。这种投资商夺回油井，又被警察驱走的现象双方持续了几次。
燕先生来自内蒙古，他1998年与定边县政府签订了8年的石油开发合同。他联合50多个股东，投入了1400万元打了5口井，他一个人投入了600多万元。这些股东的资金有的来自家里老人的储蓄，弟弟的买断工龄，有的来自房子抵押、银行贷款，私人的高利贷。
尽管投入巨大，但燕先生仍是赔钱，原因是他打的油井是高投入低产出。他指望再经营三年就能把赔进去的钱收回来，可政府收回油井的举动使他的希望破灭，以至他欠债200多万元还不包括利息。他感到自己已是无家无可归。
面对自己开采的油井被强行收走，燕先生对警察说，你们没有与我签订任何协议，为何要将我打的油井收走。而警察却对他说，这是县政府决定的事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是执行公务。看着自己耗费巨资打的油井被接管，燕先生不禁站在自己的油井前放声痛哭，一种绝望的心情笼罩着他。
与燕先生面临同样痛苦的白先生曾是一名转业军人，复员后他到一个工厂干活，不久工厂倒闭了。他在1982年就失业了，后来搞个体运输做羊绒赚了一笔钱。当地招商开采石油的浪潮掀起后，他通过银行贷款、借私人2分的高利贷以及股东投资等筹措的钱打了11口井，但出油的只有5口。
就像一个赌徒输了钱想拼命把钱赢回来一样，赢了钱以后又把赌注下得更大，白先生开采油的心理就是这样。冒险意识以及发现新油井的欲望驱使他不断投入资金打井，幻想在下一口油井中能挖到更多的财富，并总希望这口油井的产量超过上一口井。
而他打一口油井的成本平均在90多万元。如果每吨油卖2000元，那么除去税收各种收费他得到的只有1100多元。一口油井每天产5吨就算是高产井，以后它的产量不断下降，要维持高产量就必须要投资打新油井。
到油井被政府收回时，白先生累计收回投资1100万元。油井收走后，他说亏损将达到840万元，如果再能开采三年他说就能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刚开始收油井时，他找县长说自己是与政府签订了采油合同，现在不执行合同强行收回油井，不仅要使我家破人亡，而且还要连累到其他股东受害，这样我活在世上有什么用？
可县长说自己也没有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听到这话白先生不禁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自己投资的油井怎么现在一眨眼就从眼前消失了？而每年由银行贷款、高利贷产生的100万元利息，仿佛是一座大山不可抗拒地向他压来。
很多投资商就是在这种发现新油井的驱动下，不断将资金投入。只要打出一口不出油的井，他们就要赔上100多万元甚至更高，要把赔进去的钱赚回来就又要投资打新油井，投资商似乎总被一个诱惑推着往前走，以至沉重的债务像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
“打油井不出油的风险，我们是考虑到了，但政府不执行合同，收回油井的风险我们却没有料想到。如果政府守诚信，我们打出的油井是能收回投资的，而现在不经商量就将油井接收，那么这么多的债务我何时能还清呢？”一位姓韩的投资商沉重地对我说。
定边县的李先生打了50多口油井，投入了1亿多元，2002年产值达到了4000多万元。高峰时他拥有17辆运油车，4个修井队，雇员200多人，前期的投资回收还令他比较满意。2001年定边县政府出台了鼓励对低产油井进行改造的政策，受利润的刺激他投入了巨资，通过注水等方式对油井实行了技术改造。
但还没等到收益，油井的收回打断了他的继续淘金的梦想。那象征着财富的50多口油井落入了钻采公司手中，而几千万元的投资一下子化为泡影。
为此，李先生找到县委书记质问，当初开采石油是与政府签订了合同，现在必须按合同履行。按1239文件的规定，可以收购，入股，为什么不让我们入股？补偿的价格为什么不经协商？县委书记对他说，合同是由当时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