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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年工龄1000元的价格，员工结束了与原国有企业联结的身份。但还有700多名员工与新的出资人签订了雇用合同。重新签订了1—3年合同的员工面对新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政府制定了买断工龄的价格，使得工人难以与政府展开谈判。他们在国有企业几十年的消耗，最终只得到了一年几百元或一千元的补助，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如果价格定得过高那些亏损的企业根本就卖不出去。
新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吸取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收益者相分离的教训。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积极安排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使管理层紧紧地围绕着公司利益运转。有40多名管理人员每人出资5万元成为了银星的股东。
资本的刺激很快收到了效果。银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先生说，现在他是公司股东之一，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尽管是2003年国庆节，可他从1日就来到公司上班，他每天都要来公司里看看是否有不安全的现象出现。
强烈的责任感无疑来自他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的财产已有他的一份，他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司资产增值升值，利润刺激着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快企业运转。
有意思的是，银星的工会与党委组织并没有被老板放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或者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而消失。相反，工会与党委进行了重选，成为旧体制结束时，工人与新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减少工人们在新体制中心理上的被抛弃感。
工会亲近员工，安慰员工，给员工节日里的喜悦，帮助困难的员工，至少使他们在心中感到工会能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银星的资本所有者让工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如同机器获得了润滑油能够更加高速运转一样。
资本所有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企业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的积极性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释放出新的能量，利润自然会流进自己的口袋。
不同的职位在银星获得不同的收益。个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不同的发挥。收入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增加，都能使员工感到他们的利益在增加。
一个员工对我说，银星改制之前，他干了10多年每月收入还是300元，现在达到了900元。过去的300多元使他感到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自己的尊严无处实现，离破产边缘不远的企业使他几乎看不到希望。
20多年在国有企业暗淡的日子里，他既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没有看到自己价值的上升，拿到工龄补助款后他才有了银行存款。他认同改制，新的企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为资本家打工的想法随着收入的增加渐渐地消除。
压力也随之加大，一夜之间国有身份被打破，上班喝着一杯茶看着一张报纸就能拿到工资的国企做派一去不返，现在每天想的就是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工作。
企业效益好了员工的收入也随之提高。银星改制后骑摩托车上班的员工一年比一年多，过去几乎没有摩托车出现在厂门口，现在有上百辆摩托车。这折射出来的信息是，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增加了对消费的信心。
无疑，改制推动了一个独立的私人资本产权时代的到来，扩大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空间，为培养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而政府将退出的国有资本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让私人资本通过竞争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是一个城市能量扩张和生命力再造的社会选择。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 在张掖，采取600元/年的方式买断工龄，在支付了员工的工龄补偿金、失业保险等后，按企业剩下的净资产对外出售。
改制后的企业大部分仍然面临资金短缺，原先企业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改制后短期内企业不太可能偿还贷款，在负债没有还清的情况下，企业又要投入新的资金改造设备和技术，而受资信的影响企业得不到新的银行贷款的支持。
一些企业在支付完了员工的工龄补偿后，资金已经陷入枯竭。尽管企业已经完成改制，因担心引起新的矛盾，那些没有拿到买断工龄钱的员工仍然留在企业内。
有些追求短期利润，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企业，通过一些手段逼使员工离职，聘用农民及临时工，以减少企业应承担的养老、工伤、医疗等费用。
原有企业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或者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张掖的农机厂。改制后，新的资产所有者清楚地知道，继续经营农机只能重演原来企业亏损的命运。利用厂内闲置的土地开发地产后，就会带来了利润，否则这片破落的厂房里不会有奇迹出现。
陷入亏损没有流动资金的张掖造纸厂，新的资本所有者把现有的三条生产线出租给来自南方的一个老板，用收取的租金发放工资，并启动现有的生产。
银河集团对原有的生产规模已不满足，过去是生产粉丝，私人资本进去后引进了外来的投资，新上了真空冻干食品生产线。
到2003年，张掖列入改制的国有、集体企业有269家，已经完成改制的253家，占94％，其中整体转让国有产权的122家。已经改制的企业涉及资产34亿元，波及30000多人，转换职工身份23000多人，提留和支付员工安置费1。5亿多元，1万多离退休工人得到了医疗保险和生活费。
以农业优势发展工业的张掖，现在希望以工业来启动城市的经济。他们幻想着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来给虚弱的城市注入生机。例如，将水电站转让给浙江一家私人企业经营。
武威与张掖相似也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到了80％以上。工业主要包括农副产品加工、食品、轻工、煤炭、机械等。不满足于现状的官员急于要将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变城乡分割为一体化经营。
从事玉米加工的荣华上市公司，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淀粉，覆盖30多万亩的玉米，消化32万吨的玉米，上交税收最高时达到了3900万元，由此带动了武威的玉米种植由过去的10多万亩迅猛上升到现在的60万亩。
葡萄酿酒业也成为了武威的一个支柱产业，前来武威考察的专家称武威是中国种植葡萄的最佳基地。武威的葡萄光照充足、无污染，最适应酿造葡萄酒。
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武威葡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了8万多亩，形成了2。3万吨的生产能力。莫高葡萄酒公司设计能力是万吨，实际生产能力目前只有1000吨，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上交税收500多万元。
皇台白酒是一个上市公司，2001年它利用募集的资金投入了2。1亿元，上了一条1万吨的生产线，实际产量只有1000吨，年销售收入大约1亿元，上交税收实现了4000多万元。
万吨级的白酒公司除了皇台以外，还有武威酒厂，天祝县还有两个藏酒厂。设计8万吨的武威西凉啤酒厂，实际年生产能力也只有6万吨，它兼并了兰州啤酒、新疆啤酒，大有在河西走廊称雄之势，上交的税收年2400万元。
100多家面粉厂也借助农产品的优势腾空而起，武威的黄洋镇已经形成了西北最大的面粉加工基地，48家面粉厂云集于此，总生产能力达到了60—80万吨，全武威的粮食供他们加工都不够。
比起以农产品深加工形成的酿造、食品等行业，那些在计划经济中追求大而全的农机、纺织、汽车配件、机械等不是在一天天走向萎缩，就是在市场的抛弃中走向了亏损，即使一下子不走向倒闭，也是在度日如年，维持着没有生机的日子。
变革的浪潮扑向国有企业，254家武威国有企业被私人资本收购。政府制订了买断工龄的标准，400—1000元。资不抵债的企业，员工拿到的是400元，有净资产被私营资本收购的企业员工可以拿到1000元。但阻力很快也显示出来，工人们不愿意失去国有企业医疗、住房福利和没有风险的身份。
张掖糖厂破产后，破产资产无法出售，使员工生活费、养老、退休金没有着落。社保局清查时发现，原企业拖欠交纳员工的养老金，致使企业破产后员工的养老金没有着落。陷入困境的员工不得不通过静坐、上访、申诉等形式保护自己权利。
原有企业的管理层、员工、外来私人资本，都成为了武威国有资本向私有时代迈进的收购者。11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资本控制，涉及4000多万元。收购了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家迅速发起了新的扩张，武威造纸纸厂就由新的资产所有人投资了1亿元。
被出卖的国有企业除安置员工以外，财政几乎没有从中得到收入，这表明国有企业已经不可能给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对政府的影响已越来越低。
凡是国有企业产权改制越彻底，员工补偿能一次性实现的企业，就越能迅速走出亏损。武威天祝县25家国有企业全部改制后，2003年大部分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改制以前的天祝藏酒厂是一个亏损企业，改制到私人手中以后扭亏为盈，产量在私人资本驱动的机器里迅猛增长，上交税收由过去的70万元上升到150多万元。
化工、钢铁、医药、纺织、煤炭释放出来的债务、失业，正像一个巨大的波浪向这个城市扑来，而私人资本却挡住了这个波浪的袭击，他们成为了武威一个个倒闭、破产国有企业新的主人。
优惠的政策，也能刺激私人资本打开向他们关闭了很久的国有大门。武威推出的一项措施是，卖不掉的企业再优惠20％卖，能一次性付款还要给予优惠5％—10％。国有资本的退出为私人资本释放活力配置资源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渗透到企业的权力也随着私人资本的控制而消失，政府不再为那些亏损的企业无谓地消耗纳税人的资金。执政资源能够围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