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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跑来。于是，大家一齐动手挖掘。仅在这一条深构里，就挖掘出好几百具尸体来！在这些遇难的人当中，有俄罗斯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有塔塔尔人，总之，各个民族的人几乎全有。据当地居民说，在我军到达此地之前不久，德寇押解着—大批苏军战俘从他们村庄旁边走过。他们都以为是叫这些战俘去修机场呢。后来，他们听到枪声。不过，在机场上枪响是常有的事，谁也没有把这放在心上。万万没有想到，被德寇法西斯枪杀的竟是这些手无寸铁的战俘！
我们为这些牺牲的弟兄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安葬仪式。在坟墓上立了碑，牌上刻着红五角星。我们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一定要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对法西斯分子的旧恨新仇都一齐涌上心头。
我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强抑着满腔悲愤，默默地走到日穆吉跟前：“别哭了。泪水是洗不净悲痛的。要狠狠地揍这一群残忍的野兽！我向你保证：明天我就消灭几架敌机为你全家人报仇！”
日穆吉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缓缓地抬起头来，默默地把手伸给我。我紧紧地握住他那一双勤劳的手，一双能熟练地检修机枪、机关炮和航空仪表的手。
第二天，我们飞行团又开辟了新的战斗出动航线。基里琴科将军率领的骑兵军，在大托克马克以北碰上德军十分坚固的防御地带，进攻受阻。德国鬼子出动大量轰炸机对我骑兵军发动空袭。派驻在骑兵军司令部的空军代表，不住地呼叫歼击机出动去掩护地面部队。从几次残酷激烈的地面交战，以及同样残酷激烈的几次空战来看，敌军决心倾注全力妄图守住这一块地盘。
早晨，我同戈卢别夫一起出动去执行空中游猎任务。在返航的路上，我们两个人的飞机都是“轻装”的，因为在强击各条大路上的敌军军车时，弹药几乎用光。这时。师指挥所突然通过无线电向我们下了一道命令：“在大托克马克以北发现敌轰炸机，你们立即出击！”
我们急忙赶到指定地点。我在第一次进入攻击时就把一架敌轰炸机打中起火。但是，这时， 6架敌歼击机一齐向我们扑来，这使我们无法对敌轰炸机发动第二次攻击，我们只能全力对付敌歼击机，因而未能阻住敌轰炸机向我军地回部队投弹。返航时，我和戈卢别夫都很恼火。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发现敌容克式轰炸机是从西北方向朝着大托克马克飞的。这就是说，敌机是从基洛夫格勒附近的机场起飞的。既然如此，那以后我们就应当再往西飞得更远些，也就是离第聂伯河更近些去迎击敌机，把他们消灭在目标的远接近地上空。
大约中午时分，我又带领我们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四机编队向大托克马克飞去。掩护我发动攻击的依旧是戈卢别夫。另一个双机组的飞行员是热尔杰夫和苏霍夫。我们这四个人才是一个真正配合默契的中队呢。
我们在高空飞越前线以后，就一边下降，一边向尼科波尔飞去。我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一方面是出于冒险心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怕不能圆满完成任务。昨天，祖索夫来到我们飞行团巡视时，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没有掩护好骑兵部队。
“我们是按照规定执行掩护任务的，师长同志。”我觉得委过于我们是不公道的，于是，我反驳说。
“这样掩护顶什么用呢？”师长生气地说，“既看不见你们的影子，也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你们不是到什么地方游荡去了，就准是跟敌人的歼击机兜起圈子来了。敌人的‘容克式’就乘机毫无阻拦地投起炸弹来。”
我又反驳说：
“要是我们只会在自己地面部队的头顶上嗡嗡叫，那即使是豁出我们的命来，也无法挡住敌机投下的炸弹。应当象我们在库班时做的那样，到敌机的必经之路上去捕捉他们。要这样做，就必须派大机群出动，而术是只出动一两个双机组。”
事实上，早在库班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到前线接近地上空去迎击敌轰炸机的路数。如今，却又要强迫我们回到那条行不通的老路上去。
当我们正在向第聂伯河方向飞行的时候，我不仅想起昨天同师长的一段谈话，而且想起了1941年的艰苦岁月。那时，我们掩护地面部队的办法就是只出动一两个双机组，在自己地面部队的头顶上嗡嗡叫。一旦遇上敌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而发生空战，我们便总是寡不敌众，很少有占便宜的机会。那时，我们的飞机很少。可是，现在不同了。
敌容克式轰炸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从尼科波尔那边飞来了。敌轰炸机飞得很高，但无歼击机掩护。看来，敌歼击机机群早己飞到我军前沿上空，去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道路去了，敌轰炸机机群正把希望寄托于那些歼击机身上呢。
在飞临大托克马克以前，我们就爬升到高空了。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居高临下之势。我一边疾速接近敌机，一边通过无线电发射机下达命令：
“靠拢！我攻击带队长机。”
迎面飞来的是一个轰炸机大机群。就在我即将开火的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见这些轰炸机的机翼上好象不是十字标志，而是红五角里。于是，我大喊；“不要开火！这是咱们的飞机！”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机翼上涂着黄十字标志的一批敌容克式轰炸机，从我们的“肚皮”底下一闪而过。这时，我悔恨己极。由于过分谨慎，竟犯了如此荒唐的错误！
我猛烈地做了一个半滚倒转动作，立即冲入敌群。待我的瞄准具捕住敌带队长机时。我立即按下射击手柄。我的几挺机枪和机关炮同时开了火，一阵猛烈的短连射。
敌机凌空爆炸。大火球吞没了敌机，也迎面向我扑来。敌机爆炸后飞散开来的巨大破片，从我的飞机身边擦过。
由于惯性冲用，我的飞机冲进了大火球，随之就是一阵猛烈的抖动，好象什么东西砸在我的飞机铁皮上了。眨眼之间，大火球又被甩在身后。我向四周一看，只见在我的左右两侧全都是敌轰炸机。其中一架起火了。看来，是那架凌空爆炸的敌机毁了它的“邻居”。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我的瞄准具又捕住最右边的一架敌机，我立即开火。敌机的一例机翼冒烟了。只见它立即转弯，随即迅速俯冲，妄图逃生。我当即追上去，补射一顿，击中敌机的左发动机。
随后，我就向高处爬升。在我的右侧，一架被热尔杰夫双机组击中起火的敌机正在下坠。在比我略高些的地方，飘浮着几个降落伞。这是从被我们击落的敌机里跳伞逃生的敌人。
这几个降落伞使我想起惨通敌人射杀在半空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时，我最喜爱的义子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正是在乘伞下降时惨遭杀害的吗？我怒不可遏，当即对准跳伞逃生的敌人狠狠地按下了射击手柄。
我们退出战斗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所剩无几，只好在就近机场落地。
傍晚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机场。军械主任日穆吉大尉在停机坪上迎接我。
“我可真为您担心啊，近卫少校同志。”他一边帮助我解脱降落伞背带，一边说道：“您当着所有人的面那样庄重地许下了悲壮的诺言，要是万一……”
“没事儿，我亲爱的大尉同志。当然，要兑现在战友面前发过的誓言，有时是困难的。我感谢你为我精心保养了机枪和机关炮。还是枪炮顶用。是你保养的枪炮帮助我实现了誓言，帮助我揍掉3架敌机。”
在检查飞机时发现，我的机翼上和发动机包皮上，都溅上了滑油，都有黑烟迹，还有很多弹洞。我的飞机也被敌人打得够意思了！
六
秋天已经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从空中望去，金黄色的田野无边无际。这里，秋收时节刚过。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重新开始了劳动生活。对角在地方，在第聂伯河的上空，硝烟依旧在地平线上弥漫，扎波罗热那边依旧战火纷飞。
我们飞行团转移到罗佐夫卡。在这里，我们得到短暂的休息机会。可是，战斗警报不断，飞机发动机的响声不绝于耳，空战时常发生。实际上，我们从未安安稳稳地休息过。
我们飞行员最恼火的是，敌人的侦察机每天都在头顶上嗡嗡叫。这种飞机通常总是在同一时间从高空飞来。
只要这种飞机一到，机场上的一切活动都只好立刻停顿。尽管我们的飞机都伪装得很严密，敌人的侦察机还是能够辨认出来。我们截击过敌人的侦察机，但是，一次也没有成功。
我想了想，决定在空中没埋伏。我的想法是，利用德国人墨守成规（说战术上死板更确切）的弱点，我们提前飞到离我们机场很远的敌机的必经之路上去伏击敌机。团长同意我的设想。
一天早晨，我和戈卢别夫严格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时间起飞了。我们飞到前线上空以后，就在敌侦察机经常经过的空域周密搜索起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架双发动机的德国飞机。这种飞机我们是不陌生的。它的飞行高度大约7000米。当敌侦察机已经飞越能线，开始向我方控制地区深入的时候，我们断定，敌机并末发现我们。于是，我们迅速转弯向东，一边爬高，一边尾追敌侦察机。终于在罗佐夫卡上空赶上敌机。
德国鬼子直到发现我们紧跟在背后时才明白过来：落入圈套了。于是，慌忙下降，向一旁飞去，妄图从我们掌心里逃脱。可是，迟了。我们第一次攻击就把它打中起火，再次攻击把它打得粉碎。从那以后罗佐夫卡上空就再也听不到德国侦察机的吼叫声了。
１９４３年10月，梅利托波尔地区的战斗升级。处于这一带前线右翼的大托克马克附近的战斗尤为炽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飞行团数次转场。有时与突击梅利托波尔的地面部队配合作战，有时掩护向普里希布镇方向进攻的骑兵军。列奇卡洛夫和克卢博夫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