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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向一个野战机场转场时，科拉耶夫团长驾驶的乌—2型教练机在着陆时发生了事故。机务主任科佩洛夫也在这架飞机上。当我赶到出事现场时，科拉耶夫团长已经被人送进医院。机务主任这一次又很侥幸，只擦破了一点皮而已。我之所以说他“这一次又……”，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曾经从米格飞机的残骸堆里把他救出来过一次。在那一次飞行事故中，我们的好飞行员苏普伦牺牲了。
“看来，这一次你的造化又不小啊。”我友善地对科佩洛夫说道。
“或许这是最后一次造化了。我可再也不想坐飞机了。”他闷闷不乐地答道。
听科佩洛夫讲述科拉耶夫团长着陆时机轮如何撞击地面，紧接着飞机就翻扣过去的情形，使我不由地联想到：科拉耶夫为什么会在落地时出了这样不该发生的事故呢？科拉耶夫团长由于从不执行战斗任务，对飞机早已生疏，飞行技能早已丧失殆尽。据说，从前他飞得还不错呢。可是，现在呢，科拉耶夫已经不配当飞行员了。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他不知道紧张的战斗是什么滋味儿，他没有亲身感受过什么是危险，他不知道流血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能指望这种人指挥好一个飞行团作战吗？
祖索夫师长很快就赶到出事现场。他听过我的报告以后，知道科拉耶夫只受了一点轻伤，心情也就平静下来。
“上次咱们谈的关于掩护地面部队的问题，你没有生我的气吧？”师长问道。
“跟首长怄气是不应该的，上校同志。”无论如何我也得大声回答呀。
“这就对了。”师长笑着说，“这不是，这一次战斗，骑兵战友都由衷地感谢你们。好样的，你们打得挺漂亮！”
他略微沉思一下，接着说道：
“科拉耶夫已经住进医院。看来，住院时间不会很短。这样吧，现在你把这个飞行团的担子挑起来，这个飞行团由你负责指挥。”
飞行员们一听说师长命令我来指挥这个飞行团，就都自动来到团司令部的地下掩蔽部。使我高兴的是，他们都紧紧地和我握手或者只用一句话来表达他们对我真心实意的全面支持。此时此刻，我深刻地感到，哪怕是暂时地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我的责任终究是重大的。
我没有工夫过多地去想这些。必须立即派出一个机群赶往梅利托波尔地区去执行战斗伍务。我军地面部队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地带。进攻又开始了。
第十七章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一
飞行，战斗，学习，司令部里的繁琐事务……这就是我们通常的前线生活。我的故乡新西伯利亚如今离我太遥远了。那里有我的亲人，我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老家来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想起座落在卡缅卡河岸边的那座小房。老家来的信不多。我总是从字里行间去想象大后方的生活情形。在大后方，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愉快地生活。为了前线的胜利，人们都在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至于人们为整天都处在战火之中的亲人日夜担惊受怕，那就更不必说了。
我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太痛苦了。家里只剩下她和我的正在上学的小弟弟。尽管我把全部薪金都寄回家去，他们也还是只能半饥半饱地过日子。去年冬天祖母去世。直到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才懂得她是一位多么好的老人。她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坚强，治家严谨。我们这些晚辈人都尊敬地，听她的话。我的祖母——一个非常好的俄罗斯农妇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给母亲写的信里，再也不提起我那“失踪”的弟弟彼得了。关于他的情况，我比家里的人知道得更详尽。
那还是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时候听说的呢。当时，派我去列席旁听对祖国叛徒的审判。
在法庭旁边的休息室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士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是波克雷什金吧？”
“是的。”
“您有过一位名叫彼得的弟弟吧？”
他在问话里为什么要用“有过”这个词呢？这不明明是话里有“话吗？这里边显然包含着不祥的因素。
这位中士讲的情况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和我的弟弟彼得同在干部部门工作。战争使他们两个人又在苏芬国境线上相遇了。后来呢？
“法西斯匪徒切断了我们的退路，继而向拉多加湖推进。我们的弹药全都灯光了。在撤退之前，不得不把大炮沉入湖底。我们动手做了一批木筏子，打算趁着黑夜，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湖。在夜幕的掩护下，尚可指望避开敌机的空袭，划到自己人那边去。彼得挑选了一些人，编成一个战斗小分队留下来掩护我们撤退。在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手头还有一点手榴弹和子弹，准备从树林里突围’。我们出发以后，枪声和爆炸声在我们背后响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彼得。您听到点关于他的消息没有呢？”
“没有。”
“那就是说，他，彼得．波克雷什金，在那个地方牺牲了。您太象他了，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在我听到有人提起‘苏联英雄波克雷什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彼得·波克雷什金呢。彼得的个性我了解。他这种人是宁死也不肯当俘虏的。他准是举着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我告别了中士，就进入审判庭就座。听了被告的供词，我断定，这些祖国叛徒的主要特点是，在敌人面前和在微不足道的危险面前，胆小如鼠。正是这种卑鄙的恐惧，促使他们探出了叛变投敌的毒蛇头。他们正象从森林青草地上突然窜出来的蝮蛇一样狠毒。这一群为了活命而出卖灵魂的小丑，是多么难得的反面教员哪！与此相反，那些对德国法西斯匪徒怀有刻骨仇恨的苏联人，又使我们感到多么自豪！他们多么勇敢，多么忠实于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祖国！
……还在库班的时候，我就想要把那位素不相识的中士谈的情况，写信告诉远在新西伯利亚市的亲人。可是，我至今犹豫不决。母亲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时，心情是沉重的，但总比知道儿子已经牺牲强些吧。我在想，如果我有机会回老家，那时再合盘托出也不迟。
每当我想到回新西伯利亚老家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我那两坟金星勋章。说实话，尽管我们这些前线战士彼此之间极少谈及奖赏之类，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各级勋章的意义。谁不希望自己的功绩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呢？
我国政府先后援予我两枚金星勋章。第二枚是1943年8月底授予的。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过去，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人生的意义。当我接受第二校金星勋章时，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就想到了著名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想到了战前我和他在霍斯特的幸遇，想到了当时他对我说过的话。他深信我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那时他就看出我是一块当歼击机飞行员的材料。
一个人，当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时候，他总会感到心情舒畅。在我成为王牌飞行员的时候，在我成为全国第十个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感受。我在人生道路上最困难时期的往事，也就是说，我在选择到底走哪一条道路这个最重要问题的关键时期的往事，又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是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呢，还是半途而废？
为祖国尽义务，这一直是我的最主要的最神圣的理想。我没有在因难面前退缩过，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也没有在同志面前耍过滑头。在战斗中，我竭尽全力争取圆满完成任务，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
我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多亏本飞行团战友们的帮助。如果在战斗中没有他们的可靠支援，那我是连一半战绩也不可能取得的。当然，在与敌机格斗中，我是不顾一切的。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僚机飞行员和其他飞行员的密切配合，那我的勇猛果敢精神也就无从发挥。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承认，有时我不太照顾个别上级同志的情面。但是，他们也往往昧着良心来评价我的见解和我的所作所为。我与科拉耶夫团长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后来，他不能不承认我的战功，因而他也不得不改变对我的态度。从那以后，我们谁也不再提起以往的冲突，都只当作没有那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未能全面和解。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做人准则不同吧。这当然都是后话。
渴望着能够回到老家去住上几天同想念玛丽亚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她在别的方面军里工作。她在信里总是用各种暗号把他们部队的驻地告诉我。所以，我们偶尔也能会面。
这种偶然的短暂的会面，似乎不可能有什么有损姑娘名声的地方。但是，人多嘴杂。有的人偏爱凭空臆断，无事生非。各种各样低级庸俗的暗示飘忽而来，结我们之间的纯洁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玛丽亚尤其受不了这种无端的屈辱。于是，我们俩商定，遇到第一个大城市，就去登记结婚。但是，这座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呢？我俩何时才能在同一座大城市里会合呢？战争迫使她和我都不得不各走各的路线。战火会不会切断其中的一条路线而使我俩永远无法会合呢？
玛丽亚越来越为我的命运担忧。尽管从感情上说她需要我把她带在身边，但是，她却始终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我们都渴望着在一起生活。我们之间的爱情，都已经向双方的父母说知了。但是，我们怕的是，似乎有人站在一边说长道短。在他们看来，我们的青春似乎不是被战争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