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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工地上有一大块花岗石，必须把它弄走。三个工人使出牛劲，可是，那块大石头却如扎下根的一般，纹丝不动。我的祖父臂力过人，用我祖母的话说，“他那一大把力气，我的上帝，无论多么重的东西，一到他的手里就没有分量了”。也许正最因为这个吧，他总爱笑话那些没有力气的人。这一晚他跟人家打赌说，他不用任何人帮忙，要是他能把达块大石头搬走，那他们就得输给他3升伏特加白酒。
我的祖父赢了。可是，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由于用力过猛，致使椎间盘脱出，从此，他变成了终生残废。他觉得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干脆无法工作了。所幸的是，我的父亲那时已经能够供养这个家了，祖父母都得了他的接济。
有一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能在天上飞的神秘的“怪物”。它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次年，城市上空就不断有飞机飞来飞去。城里的大街上，有时也能见到袖口上缀着“翅膀”标志的飞行员。
在起初的一些日子里，飞行员们身后常常尾随者一大群青少年，其中当然少不了我。那时，我还专门到商店里买了一顶飞行帽戴上，觉得格外神气。有时，我还学着成年人的样子，嘴里叼上一支香烟。
我的老师知道我想当飞行员，她就抓住我的内心活动，因势利导，劝我戒烟。她带我去参观人体解剖。当我走到人肺模型跟前时，她说道：“你看，吸烟人的肺部变成什么模样了！把肺部糟踏成这个样子还能当飞行员吗？”
我马上改掉了吸烟的坏习惯，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我想使我的身体健壮。我找来一副哑铃，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就到院子里去锻炼。身强体壮的飞行员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
l 926年，我和我的l 6岁的哥哥瓦西里，都得了猩红热。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40天以后，只我一个人活着离开了医院。
我的哥哥活着的时候，已经能挣钱供养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如今，他病故，我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干。我的叔父是铺房顶盖的工人，我到他那里去跟着他当学徒。
他又矮又瘦。由于长年累月地跟铺房顶盖的洋铁瓦打交道，他的耳朵早己半聋。他的双手也被干性油和油漆腐蚀得又黑又粗糙。他铺房顶盖的手艺，在我们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里算是挺不错的。我很快就跟他学会了这一宗手艺，能挣钱养家了。
叔父喜爱我，可是，我也没少挨他罚。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守规矩不行”。我是在屋顶上干活的，站得高，能够清楚地看见飞机起飞和着陆。我常常看得发呆，竟连手头的话计都忘记了，叔父不得不时常喊我。
“小心着点儿，你可别从房顶上起飞呀！……快拿锒头干活儿吧！”
第二年夏天，我就在西伯利亚建筑材料拖拉斯当上了一名铺房顶盖的正式工人。城市正在建设中，—幢幢四层大楼都需要铺房顶洋铁瓦，工作多的是，我时常要加班加点干。
同我一起干活儿的小伙子们有时开我的玩笑说：“怪不得你姓‘波克雷什金’呢，这‘房顶盖’看你铺得多带劲，可真是姓氏如其人了！”（译注：‘波克雷什金’的词根意为“复盖”）表面上，我只不过一笑置之，其实，我心里确是在想着另一种“房顶盖”呢，那就是“罩在我们头顶上的蓝天”。
……
一天早晨，我从中央大街（即红色大直街）路过时，看见阅报栏上贴着一张航空学校招生告示。我停下来看那告示。这意外的机遇，使我觉得如临梦境。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楞。随后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只见那上面写道：“本航校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这么说，我必须读完七年制学校才行。可是，何止于此呢！后面还附带着别的条件：“有车工、钳工或细木工专长”！
我心情沉重，拖着灌了铅似的两条腿，在大街上艰难地挪动着。就凭我现在这种铺房顶盖的“专长”，那我就永远也休想进航校当飞行员。简直是痴心妄想。当飞行员，哼，去它的吧！
我依旧每天爬房顶，心里天天惦着那张航校招生告示，老也放不下那件既实现不了又丢不下的揪心事。怎么办呢？要想学钳工或者学车工，那就必须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因为凡是要到企业里去做工的，都要由他们分配。当时，城里企业不多，而失业青年却有成千上万！尽管如此，夏季刚过，我还是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了。我每天都要跑到那间挤得水泄不通的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去登记、挂号。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向父母提起我想要当飞行员的事了。这期间，我的父母又向我的另一个当会计的叔父说情，请他帮我安排一个见习记帐员工作。这种坐办公室的“轻闲”职业，对很多人来说那可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事。不过，我不是那块材料。我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当上飞行员，难于听从父母的安排。于是，为了我的事，又闹得家里争吵不休。
时间过得飞快，夏天又到了，我又干起我的老本行———铺房顶盖。到了冬天没有活计可干，我就上学校去读书。l 928年，我读完了七年制学校。那个职业介绍所我是白白地跑了那么多次，它白白地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一点也不肯帮助我。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开始了。新西伯利亚市，也就是从前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当时只不过是一座小镇而已。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要优先发展这座城市。于是，大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开始建设。在宽阔的鄂毕河对岸的大草原上，紧挨着克里沃谢科沃衬，开始建设一个很大的工厂——西伯利亚联合工厂（就是现在的新西伯利亚农业机器制造厂）。失业青年们都松了一口气， 个个兴高采烈。所有失业人口都有出路了——搞建设去。那个旧世界的产物——职业介绍所，也就从此寿终正寝！
这个新建的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所需要的骨干工人，都必须进工厂技工学校接受培圳。在这第一批“混”进工厂里去的3000人当中就有我。我被分配到钳工组。
盼望已久的个人奋斗目标终于稳妥地迈出了第—步。我为此庆幸。可是，当我身穿工厂技工学校的制服回到家里时，家里的人可对我不满意了。可不是吗，我当铺房顶盖工人时的收入，满够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活的。可是现在呢，只不过拿那么—点点助学金而已。
“白吃饭的窝囊废！”有一次，父亲骂骂咧咧地申斥我一顿。
父亲由于伤心而说的全是大实话，可是，这却很出我之所料，我毕竟受不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家庭的累赘，有一天，我收拾起自己的常用衣物，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毅然步入青年时期的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从那一天起，我就永远地离开了生养我的家。
我在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这是一幅四层楼房，座落在“社会主义镇”的最边缘，一出门，就是一片向远方伸展开去的大草原，向右方看去，一眼就能看见鄂毕河。河对岸便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期间，我是很苦的。助学金少得可怜，父母又无力接济我。西伯利亚的冬天，那股子寒冷的劲头可就别提了，甚至连空气都被懂得又薄又脆！可是，我脚上穿的却是夏天的破皮鞋。有时出去得雪，穿的也是这双破皮鞋……
我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定得很死。下午4时以前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晚上到厂办机械制造夜校去听课。在这之后，就是按照共青团布置的任务，到合理化建议与发明小组去。叫我参加这个小组是因为我提出过几条合理的建议。
我们房间里住着１６个人。别的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少。食品凭卡片供应，当然总是不够吃的，面包售货间就在大楼的第一层，正好在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新烤出来的面包那股使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总是往鼻子里钻，可真馋人。只要送面包的马车一到，我们房间里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顺着楼梯往下跑，震得楼板轰隆隆山响。不赶紧往楼下跑，别人就会枪到前头去。我们帮助卸货，有时还能拣到一两个掉下来的小面包呢。
我们用自己做的烧水壶把水烧开，就怡然自得地就着开水吃起新烤的面包来。
集体生活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我刚到这里不久，就同西赫沃尔特、格巴斯托夫、博夫特罗丘克兄弟、洛莫夫、谢列兹尼奥夫、佩日科夫等人相处得很融洽。刚强稳重的西赫沃尔特，制止过很多人的轻率举动。只要西赫沃尔特出面干预，争吵就会很快平息下来。他工作热情，有条理，我们都愿意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我们这个班最先毕业，我被分配到车间当钳工。
西赫沃尔特、洛巴斯托夫和我共住一个房间。在车间里，我们三个人的台虎钳也是紧挨着的。甚至上夜校，我们三个人也要设法坐在一起。只有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才是各干各的。我喜爱田径运动、滑雪、滑冰，西必沃尔特爱好举重，而洛巴斯托夫则迷恋于猜字谜。
有一次，在我和他们闲聊天时，我提到了飞行的事。
“想的可倒挺美！你拿什么飞？驾着风筝上天？”洛巴斯托夫挖苦道。
“驾风筝？嘿，明天你们俩都来，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这几天建立起来—个滑翔小组，报名参加的人很多。不过，我想比我的好友先参加进去。
在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委员会所属的航空俱乐部里，最初的课程内容已经确定。西赫沃尔特和洛巴斯托夫也来了，而且亲眼见到了崭新的油漆气味儿和胶水气味儿尚浓的滑翔机。
我是长子，自从转为正式工以后，我就帮助父亲担负起供养母亲、赡养祖母和扶养正在上学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义务。
1932年，我、西赫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