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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暗堡。奥托·根舍少校描述这一紧张场面说，“戈培尔拉住元首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 年1 月30 日午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 年赠送给她德国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尔又同他的秘书赫尔·里夏德·奥托和维尔纳·瑙曼在一起，仔细地监督销毁他的日记。这些日记从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册页浩繁了。据瑙曼说，到现在这些日记堆放在“有四个电话间大”的密室里。从1945 年1 月起奥托已经甲缩微胶卷拍摄了这堆日记（虽然这些日记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维尔纳·瑞尔纳·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党卫队上尉贡特尔·施瓦格曼受托收藏这些日记，以免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么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卷缩微胶卷终于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最后在1974 年传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发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载》）。即使在这次销毁日记之后，戈培尔仍在黑皮日记本上继续写他简短的日记，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写到次日他自己临终前的最后几小时。
戈培尔处理他的日记之后，便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录音，他知道这是他对日耳曼民族的最后讲话。录音的时候，苏联炸弹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当时在场的莱曼钻到桌子底下，但戈培尔把泥灰从讲稿上掸掉，照常录制他的讲话。然后，他把录好的唱片放进盒子里，以便在尽可能接近末日的时候播
放，但实际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几天已经播放了这一讲话。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栋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怪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出人意外，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个小时。事实上，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称之为“他的刻板的小礼仪”。例如，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复复着‘最后只有勃隆狄和勃劳恩小姐是忠诚的’这些悲伤的话。他有意视而不见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如果考虑到戈培尔夫妇现在都是肯定要自杀的人，这就更使我不理解了。我们都知道，他们还打算牺牲自己的孩子为希特勒殉葬。”显然赫维尔、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同希特勒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戈培尔也到场，但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这种时候“气氛肯定冷淡”。
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戈培尔就像多数受到教育的德国人一样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都留下了这类遗嘱，旨在指导他们的继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进入坟墓之前不要错过同样的机会，以便取得对历史的发言权。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遗嘱时，只有格特路德·荣格同他在一起；大约在半夜两点他们俩人突然离开婚礼招待会。荣格夫人说，她对口授作了速记。但是她又说，希特勒是“照稿宣读的”。谁写的草稿？一般估计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对内容进行严格分析后，这种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即：到4 月29 日的时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颤抖而能使他写清楚字迹。我猜想草稿极有可能出于戈培尔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开头说：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经为裁军提出过无数次
建议，后代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罪于我。。。
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意志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作为德国首都的这个城市。既然我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挡敌人对这个城市的进攻，既然我们抗击鲁莽的机械化部队的力量将会逐渐消耗殆尽，我愿留在这个城市里与千百万德国人生死与共。。。
有一位医生向戈培尔夫人提供了安眠药和毒药。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钾胶囊，装在蓝色塑料小瓶里，瓶颈上有个黄铜小圈，是施通姆费格医生那一星期在暗堡里分发的那种药，可能她在进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这些胶囊。不管她是怎么获得毒药的，玛格达本人杀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则是罪证确凿的事实。
夜幕在柏林已经降临；当时是晚上八点半，正是开始灯火管制的时间。戈培尔和玛格达俩默不作声地走过放着六罐汽油的暗堡楼梯的底部。在楼梯
的顶部，他们遇到希特勒警卫队的一名官员，党卫队的上尉。这名上尉站在附近，是为了在必要时给他致命的一枪。他没有执行这种特殊使命，却呆在主平门内的暗处，成了这一自杀事件中的唯一目击者。
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都仔细地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地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阿道夫·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希特勒本人死前一天送给她的告别礼物。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 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希特勒警卫队的那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7 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希特勒无意中说出的墓志铭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也是为了他的预言家戈培尔的。
希姆莱的死比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死更富戏剧性。
1944 年底，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深感大势已去，每天有很多报告送到希姆莱那里，有一份报告说，仅仅一个月里就杀害了25 万犹太人。希姆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让他们去死是“为了提高德国的荣誉”。
希姆菜合上文件夹立即指示女秘书把1000 个气球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交给臭名昭著的看守奥斯瓦尔德·卡杜克使用。卡杜克挖空心思想出一条诡计，他把气球送给孩子，这样孩子就高高兴兴到医院里接受酚注射液。用这种方法每一分钟可以杀死10 个孩子。非常疼爱自己孩子的希姆莱显然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孩子们高兴，从而愿意去注射致死人命的酚剂。
希姆莱在理疗医生菲里克斯·克尔斯滕那里的所作所为也体现了他的双重性格。克尔斯滕利用他给帝国党卫队首领治疗的独特机会，拯救了成千上万个集中营囚犯。希姆莱的胃痉挛经常发作，有时连续几天疼痛难忍，只有克尔斯膝能解除他的病痛。克尔斯滕则利用这种机会，促使希姆菜同意释放一些囚犯。他还要求希姆莱不传达希特勒关于盟军进攻德国以前炸毁集中营的命令。这种讹诈真是好样的！有一次希姆莱干巴巴他说了一句，“善良的克尔斯滕医生每次来给我按摩，总要从我这里救出一条人命。”
但是谁也治不了希姆莱二十年来关于培育所谓超级人种的狂想症。希姆莱对希特勒无条件地表示忠诚，建立在他自身安全的强烈需要及寻求庇护的基础之上，然而，他的忠诚并没有保持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当战争发生了转折，希特勒的失败指日可待，即这个泥足巨人开始出现裂缝时，希姆莱立即开始动摇，这正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有迹象表明，希姆莱从1943 年开始同力量还弱、但日益扩大德国抵抗运动有着联系。他显然还以某种方式参与了1944 年7 月20 日对希特勒的谋杀，否则难以想象，有严密组织的盖世太保的最高首领竟然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对付谋杀希特勒的阴谋分子！
克尔斯膝这样描写希姆莱的：“希姆莱具有科学研究精神，也许他可以当好一个庄园的管家、一个城市的市长、一个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局长。命运却给了他力不胜任的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像是在抽风。我早已指出他气质上的双重性，色厉内荏，做出违心的事。他像一架自动机器执行元首的命令，甚至执行屠杀人的命令。。”
1945 年5 月23 日希姆莱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死亡之国。当
时，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战争结束了，希姆莱被希特勒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罢官。邓尼茨在一封简短的公文中通知希姆莱，鉴于形势决定解除他的内政部长、内阁成员、陆军预备役司令和警察首领的职务。
战争于1945 年5 月8 日午夜正式结束。5 月4 日，德国在该地蒙哥马利大本营里签署了投降书。5 月6 日，希姆莱和他的少数随从从弗伦斯堡（现西德石荷州）出发，向150 公里之外的不来梅福尔德（现西德下萨克森州）行进，接着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