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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在天之灵，楚王国已有了新王。”这是表示楚王国决心牺牲肉票，连分文赎金都不
付。嬴驷先生霎时间发现，他丧尽天良、抛尽信义、千方百计的阴谋，全部落空。芈槐先生原是一只凤凰，现在却连乌鸦都不如，绑票案的唯一收获，不过召来全世界的鄙视和诅咒。嬴驷先生像一个输不起的赌徒一样，勒索不行，即行
抢夺，派出十万大军向楚王国攻击，一连占领沿边十五个城镇。
然而，嬴驷先生仍不放芈槐。被囚后的第三年（前２９７），芈槐先生乘着看守他的卫兵不备，悄悄溜出咸阳。嬴驷先生下令封锁秦楚两国边界，派大兵搜捕。可怜的老汉，他不敢南奔，转向北跑，盼望投奔赵王国，可是赵王国恐
惧秦王国报复，不敢收留。芈槐先生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再转向东，盼望投奔魏王国，而追兵已尾随而至，他阁下再度落到绑匪之手。芈槐先生怀着极大的愤怒，但他的日子已经过去，无可奈何，他开始大口吐血，而终
于躺床不起。
诗人之死
芈槐先生的年纪，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爹芈商（楚威王）先生在位十二年，加上芈槐先生在位三十一年，无论如何，他应该老啦。经过三年的囚犯生活和逃亡辛苦，既吐血卧病，便无痊愈希望。尤其在卧病之中，美丽的郑袖女士既
不在侧亲侍汤药，甜嘴巴的靳尚先生早逃回楚王国，也不在侧巴结奉承。芈槐先生举目凄凉，遂于卧病的次年（前２９６年），命丧黄泉，结束他悲剧的一生。
秦王国把他的棺柩归还楚王国，通往郢都沿途的楚王国小民，拜棺痛哭，自是一场感人情景。就故事本身而论，芈槐先生轻如鹅毛，死不瞑目。可是从历史观点来看，他的死已使秦王国付出代价。近程的，秦王国的卑劣狰狞面貌，
全部呈现。秦王国国格，嬴家班人格，全部扫地，激起东方诸国的醒悟，已经瓦解了的南北防御联盟（合纵）重新组织。秦王国惹上的，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远程的，楚王国人民把秦王国恨入骨髓，兴起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而这在公元前世纪的末期，果然应验。
芈槐先生之死的副产品，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先生为中国留下最早的诗篇《楚辞》，并且为爱国而丧生。
芈横先生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楚政府的成员不变，贪污领袖靳尚先生和少不更事的王弟芈兰先生，继续掌握权柄。《史记》曰：“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
其所谓忠者，不忠；其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芈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呜呼，知人谈何容易
，楚王国的灾难在内部腐败，不在秦王国兵强马壮。屈原先生目睹残局，大家并没有从一连串失败中得到教训，反而沾沾自喜大祸没有落到自己头上。靳尚先生和芈兰先生权势已经茁壮，改革已不可能，但屈原先生盼望改革，他屡屡向
新王芈横先生进言，要求振作，为老王芈槐先生复仇。
任何人都赞成改革，都赞成重振纪纲，建立法律秩序，任用贤能。问题是，你要排除谁？一个由君王发动的改革，还往往失败，像十八世纪巴西帝国的皇帝，倒是最先觉悟的，可是，贵族和地主掀起政变，改成了共和。等而下之，由
官员发动的改革，更杀机重重，只会召来杀身之祸。何况屈原先生赤手空拳，凭的是一腔爱国热情，而他要求的却是要排除全国最有权势的靳尚和芈兰——芈横先生的王位甚至都靠他们的支持，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
《东周列国志》曰：（芈兰）使靳尚言于顷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怀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忘秦仇为不孝，子兰等不主张伐秦为不忠。”顷襄王大怒，削屈原之职，放归田里。原有姊名，已远嫁，闻原被放，乃归家……见
原披发垢面，形容枯槁，行吟于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原重违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为助力。月余，姊去。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
室之亡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罗江（流经湖南汨罗、平江，注入洞庭湖）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乃为角黍（粽子）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这就是五月
五日端午节吃粽子和龙舟竞渡的起源，为的是哀悼一位爱国诗人之死。最有趣的是，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宋王朝政府，却追封屈原先生为公爵（清烈公），稍后，更追封他为王爵（忠烈王），距他投江之日，已一千四百年矣。
后人有《过忠烈王庙》诗曰：峨峨庙貌立江傍香火争趋忠烈王
佞骨不知何处朽龙舟岁岁吊沧浪屈原先生死于公元前三世纪初，七十年后，楚王国在最后一战中，被秦王国击溃国亡。屈原先生之死，并没有唤醒国魂
赵武灵王
时代，公元前四世纪七十年代至公元前三世纪初，王朝，赵王国第一任王，姓名赵雍，在位二十八年（前３２６—前２９９），遭遇被围沙丘宫？饿死。
一代人杰
在楚王国国王楚怀王芈槐先生翘辫子的翌年（前２９５），赵王国国王赵武灵王赵雍先生，被叛军围困在沙丘（河北平乡）的行宫之中，活活饿死。
赵雍先生跟芈槐先生，是同时代人物，下场同样是一场悲剧。但芈槐先生，一辈子窝囊。而赵雍先生，却是万人崇拜的一代英雄。
这要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往事。
春秋时代于公元前４８１年结束，翌年，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历史上时代的划分，以“春秋”、“战国”最没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根据，更没有政治性根据。当初不过几个儒家学派的文化人信口开河，后人不假思索地沿用下来。盖儒家学派
开山老祖孔丘先生，曾整理鲁国的编年史——鲁国的编年史名《春秋》，起自公元前７２２年，止于前已言之的公元前４８１年，儒家学派把这三百年间的时间，称为“春秋时代”，也就是周王朝衰退成为周王国，独立封国林立时代。春秋时
代完结，接着是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应起于哪一年，史学家各说各话，各定日期，而且都持之有物，言之有理。其中最权威的一种说法是，应从公元前４０３年起。盖该年也，晋国分裂为韩国、赵国、魏国。而司马光先生的史学名著
《资治通鉴》，就从该年开始。不过，春秋时代结束后（前４８０）到前４０４年，七十七年间，算啥时代？这七十七年比春秋时代更糟，既不能另行成为一个独立时代，又不能算是周王国的复兴。硬用人为的力量丢掉它，既不公平，也
不可能。按理应该使春秋时代延伸下去才对，然而，孔丘先生的力量太大，我们既无力使之延伸，只好使战国时代跟它衔接，应该是合理的也。
——司马光先生的人虽不可取，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却是中国最好的史书之一。本应上接《春秋》的，可是，他宣称他不敢衔接孔丘先生的屁股。一条鞭下来的编年史，遂中空七十七年（前４８０—前４０４）。柏杨先生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猜想他可能收集不到这七十七年间的史料，遂假装谦恭。如果我老人家猜错啦，那么，有件事准猜对啦，那就是，圣人可害人不浅。
言归正传。公元前４０３年，当初煊赫一时，屡当中国霸主的晋国政府，已衰弱不堪。赵、魏、韩三姓家族，遂开始分割。就在那一年，奄奄一息的周王国政府，发挥了剩余价值。国王姬午（周威烈王）先生，在接受三家贵重的贿
赂后，分别封三大家族的族长为国君，建立韩、赵、魏三个封国。晋国国君只剩下一个城，反而像奴才一样，看三家的颜色，三十多年后的前３６９年，三家索性把晋国最后一位可怜的国君姬俱酒（晋桓公）先生，逐出城堡，贬作小民
，晋国灭亡。
三国分晋之后，赵国（首府河北邯郸）最强。
本篇男主角赵雍先生，是赵国第六任国君，他于公元前３２６年，继承他爹赵语（肃侯）先生的宝座，然后改建王国。所以他虽是赵国第六任国君，却是赵王国第一任国王，英气焕发，雄心万丈，他了解赵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要想
在激烈的战国时代生存，必须使他的军队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传统的战略战术以及传统的武器，必须淘汰。
货真价实的崇洋
现代化的意义，是指向最进步的其他国家，学习最进步的东西——包括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这正是货真价实的“崇洋”，柏杨先生就是这种货真价实的崇洋分子之一。此生为崇洋而活，下世为崇洋而生。有些人僵固得像一粒干屎橛，总
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好，自己既不求长进，还唯恐别人长进（甚至唯恐民富国强），遂在“崇洋”之下，装上《西游记》哪吒先生的风火轮：“媚外”，而成了“崇洋媚外”。只要把这件法宝念念有词地祭出来，当者无不脑浆迸裂。呜呼，“崇洋”
跟“媚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如果弄不清，或者故意弄不清，中国就永远死气沉沉，人民也将永远受不尽苦难。
赵雍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主动采取现代化行动，也就是主动采取崇洋行动的第一位君王。大多数君王都是固步自封，把政权看成玻璃罐，捧到手里，连姿势都不敢改变，唯恐玻璃罐掉到地上跌个粉碎。结果酱在那里，捧得筋疲力尽，
最后来一个倒栽葱，还是稀里哗啦。赵雍先生不然，他盖世英姿，具有超越时代的构想。《东周列国志》形容他：“身长八尺四寸（柏老按：里的长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