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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合同的烟农，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烟农违约，不种植罂粟，则要处以三倍于贷款的罚金。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制度，把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生产、贩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形成了垄断经营，便于牟取暴利。为了维护鸦片的高额售价，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产量限制在4500箱以内。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了2000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多达4054箱。
在孟加拉鸦片之外，马尔瓦鸦片迅速崛起，并对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非东印度公司的产业，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大量销往中国，从而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竞争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改变了限制数量牟取暴力的垄断政策，允许私人购买者在每箱马尔瓦鸦片交纳177卢比的通行税之后，任意收购、贩卖。而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孟加拉鸦片，也停止了总量的控制，大力发展鸦片业。因此，每年输往中国的鸦片也迅速增加了。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平均每年不足4500箱，增加到18700余箱，增加了三倍多。
第四，东南沿海各地。随着鸦片数量的急速扩大，鸦片走私也由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蔓延开来，辐射至周边广大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各种鸦片蜂涌而至，英国奸商、印度奸商疯狂倾销鸦片，使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走私的泛滥（2）（图）
鸦片走私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和散商两个阶层。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该公司将鸦片在印度公开拍卖，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承买后，使用港脚船，运销中国和东南亚。从事 这项贸易的商人，由此被称为港脚商人。港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使用载有五百余箱鸦片，并配有大炮等精良武器的船只，把数额巨大的鸦片运销中国。因此，鸦片贸易额很快就独占鳌头，超过了中英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1834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鸦片贸易空前繁荣。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丧失，“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对外贸易权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输入了中国。”
英国私人企业经营鸦片贸易后，广泛采用装载量大、航行速度快的专用船只——鸦片飞剪船，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运往中国广东的黄埔或伶仃洋。在黄埔，中国商人、买办，直接与英商购买，付款提货；在伶仃洋，用飞剪船运来的鸦片，存放于停在那里的趸船上，中国商人、买办，则从趸船上付款提货，转卖到全国各地。同时，英国商人不断扩大交易点，东南沿海的泉州等地，也变成了鸦片交易地。这样，鸦片输入、走私到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数量越来越大。
在短短的五六年（1833～1838）的时间里，鸦片输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销售总量的增加，势必要扩大销售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由伶仃岛这一中心，辐射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扩大至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道光十年（1830），英国人已不顾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东南沿海的宁波、福建等地开辟新的走私基地。不仅如此，英国鸦片船“西尔佛”号甚至从东南沿海一直北上，抵达了辽东半岛，在中国的北边开辟鸦片走私基地。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黄埔、广州、澳门这些老牌鸦片走私中心，鸦片走私更加严重。整个珠江三角洲，无论是渡船、小艇、还是外国人的商馆、广州内河的乌蓬船，到处都有鸦片，到处都有走私活动：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无孔不入了。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鸦片销售总量的扩大，鸦片的严重危害日益突显出来了。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大清朝廷的反应（1）（图）
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摆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朝臣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清道光年间，朝臣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具体说来，就是弛禁论和严禁论两派。
弛禁论，18世纪以来，鸦片已遍布全国各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了禁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该法 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李圭：《鸦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鸦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断绝鸦片交易与买卖。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鸦片禁令。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但是，鸦片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从局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二百箱猛增至二万余箱。鸦片能禁绝么？应采用什么措施防止或减少英国人输入鸦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对清廷的禁烟主张进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以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吸食、允许内地民人栽种的弛禁主张。
许乃济认为，虽然朝廷严禁鸦片，法令至严，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鸦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仅如此，鸦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几遍天下。严禁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滋扰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谓也，严禁不行，断绝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鸦片走私入境，因此，鸦片输入防不胜防，只能另想办法解决了。鸦片之害，一是伤害身体，杀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且中国人口众多，减少一些游惰无志之辈亦不足惜，因此这一点可以不考虑；一是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