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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杰出的作家会拥有一批属于他的忠实读者。我们可以称这些读者为
这位作家的迷。
房龙不是一个小说家，但他的著作常常具有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魅力。
许多读者只要看到房龙的书，就毫不犹豫地购买，手不释卷地捧读，这种人
可称为房龙迷。
曹聚仁是房龙迷，郁达夫是房龙迷，《飘》的译者傅东华大概也是一个
房龙迷。曹聚仁因《人类的故事》而迷上房龙，郁达夫因《上古人》而钦佩
房龙，傅东华则是因《房龙名人传》而推崇房龙。
对《房龙名人传》这本书，傅东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这书的成功，实也非侥幸。
因为从来的历史书，总无非是个骸骨陈列所，没有不叫读者沉闷的，房
龙却能使幽扩中的骸骨起来跳舞，而用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的火炬将已埋葬
的文化分明烛照起来。
从这一点而论，房龙实曾在学术上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傅东华对《房龙名人传》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房龙名人传》，顾
名思义，自然是一部世界名人传记。事实如此，《房龙名人传》是一部世界
名人的合传，但又不仅仅是合传。房龙采用了一种“招魂术”，他让上下几
千年数十位历史名人一一复活，或单独或联袂来到他的客厅。他与这些历史
名人共进晚餐，高谈阔论。于是，人们从《房龙名人传》里获得的，不仅有
丰富多姿的历史事实，更有活灵活现的个性风采。房龙不仅表现了他对久远
历史的谙熟，而且表现了他对人生人性的想象力。
前往房龙客厅的历史人物大都是光芒四射，流芳千古的伟人。华盛顿、
拿破仑、贝多芬、莎士比亚、孔子、柏拉图、安徒生、杰斐逊等。房龙一共
举办了21 次周末晚宴，每次晚宴邀请一位或两位，偶尔则是一群历史人物。
所以，《房龙名人传》就由21 章组成，每章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介绍客人
一生事迹；二是具体描述宴会情景，诸如音乐、食谱以及人物思想的交流和
碰撞。
把早已进入坟墓的历史人物重新“召回人间”，在轻松优雅的晚宴上让
他们展现个性，显示风采，甚至品评自己的人生。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构思，
非房龙不能想出。常言说文史一家。在这里，房龙确实是把他文学家和史学
家的双重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他那枝生花妙笔，确实到了天马行空的自由
境界。唯其如此，他才能在史料的疆场驰骋，在想象的空间跳跃；他才能与
历史人物作开心的对话，会心的交谈。
《房龙地理》为人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地理空间”，因为房龙给传统
的地理加上了历史和人的维度。《房龙名人传》也为人们开发了一个崭新的
“传记空间”，因为房龙为历史注入了生命，为庄重注入了诙谐，把神圣遥
远转化成了日常亲切，不可捉摸的历史伟人变成了招之即来，平易近人而又
个性迥异的客人。读者不必再以顶礼膜拜的心情仰视这些人物，而可以如房
龙一样以主人的身份与这些历史伟人作平等的谈心。
或许，这就是译者把《房龙名人传》改名为《与世界伟人谈心》的立意
所在。它的出版为房龙著作的中译本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对于中国的房龙
迷，这无疑是一份美妙的礼品。
（黄伟林）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多读中国史书，容易养成一种以道德眼光衡量历史人物的习惯。这既与
中国史书的写作重视道德评价有关，也与中国政体本身浓郁的道德色彩相联
系。于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很容易形成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清官和
贪官这样一些道德上二元对立的观念，仿佛历史就是一部明君与昏君、忠臣
与奸臣、清官和贪官的交替史、斗争史。
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人似乎看到了道德立国的局限，他三次下令求才，
认为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
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
就可提拔。这个人就是曹操，他的超越常规之举也使他出类拔萃，有所作为。
不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却这样评价曹操：“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
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作为现代
学者，黄仁宇的眼光自然更宽阔、更深邃。他缕析众多历史事件，进而指出：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
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基于
此样认识，他表示：“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
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
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
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
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以上引文均引自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共33 章，从
先秦孔孟讲到元代亡国之君元顺帝，加上最后一篇《大陆版卷后琐语》，对
明清历史略加阐述，可以说构成了一部简明扼要，引人入胜，新见迭出的中
国通史。为什么能新见迭出？在我看来，是因为黄仁宇开辟了两个崭新的视
角，一为地理，二为经济。而这里的地理，也不仅指自然地理，更包含经济
地理。以这样的地理眼光，黄仁宇才能得出这些结论：“足见光是治水一事，
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
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
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这些
观点，不仅新颖深刻，而且有详尽的材料和透彻的分析支撑，极有说服力。
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又派生出道德眼光。黄仁宇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已然发现“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
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而站在现代高度，
真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千丝万缕，就必须走出道德决定一切的历史窠臼，注入
技术的眼光。因此，黄仁宇反复强调，“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
年的经验”，“我个人长期研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正因为引进了这种经
济技术的眼光，并深知现代化的来龙去脉，黄仁宇才能见人之所未见，一方
面指出“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另
一方面也证明：“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政治体系既要
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
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简言之，
“是一种极简单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
考察历史，正是为了启发今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也
就是说，黄仁宇所阐释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最终的解决。在《赫逊河畔谈中
国历史》的最后一页，黄仁宇恳切地谈到了他的希望：“中国既已在二十世
纪几乎亘全世纪尽瘁于革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殊死战八
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纪录，在人类史上也是仅见，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
动之彻底，亦超过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时间的平等，而在给新体制一
个合理的出发点。现在进入建设时期，应当能克服困难，使国家资本有民间
经济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在新世纪里成为一种稳定世界的重要因素。”
这是黄仁宇的希望，也是每个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20 世纪史的中国人的
希望。
（黄伟林）
《改变中国》
［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出版。
改变中国，这个标题有点耸人听闻。它似乎不太符合中国人喜欢恒稳的
心理。好在作者乔纳森·斯潘塞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意图。他只是叙述中国17
世纪以来某个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侧面。尽管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国
度，每个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学习历史课程，但是，我相信，斯潘塞所
讲述的这个维度的中国历史，对许多人来说都还算陌生。
这个维度的中国历史是什么呢？是自明代以来西方人通过各种文化技术
方式试图改变中国的历史。
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试图通过他的天文学知识影响明代皇帝，达到在中
国传教的目的。新教传教团的伯驾则希望利用他的现代医学才能对中华帝国
进行启蒙。这些忠实的信徒都在千方百计地使中国人皈依他们心中的上帝。
华尔、戈登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但他们仍然给当时衰败的清朝军
队带来了某些西方的军事方法。
赫德在中国的海关建设上可谓孜孜不倦，呕心呖血。丁韪良毕生执著于
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傅兰雅通过大量的翻译把西方科学的全貌展示在中国
人面前。胡美在风云变幻的长沙惨淡经营现代医院。托德在穷乡僻壤修路，
治理黄河，造福人民。白求恩则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在中国救死扶伤，并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他如鲍罗廷曾对中国最高当局产生过影响，陈纳德在中国找到了他的
英雄用武之地，史迪威在中国既深受挫折也赢得了荣誉，直到20 世纪50 年
代，上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显身手。
上述这些人物我们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生
最重要的经历都与中国相联系。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