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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冬天是漫长而又难熬，日军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部队的给养供给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难题！而我的第100集团军群被日军重兵围困在甘、陕、宁、晋。
虽然我军在战略上保持了一定的主动，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术机动的余地，日军逼得我军被迫构建了一条800公里由钢筋混宁土建筑而成了永久性防御支撑点。
防线中布置了15个师的机动兵力，配备的最新的10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大批的新式武器。
在防线后面部署了第一快速纵队的4个机械师和5个摩托化师，而所有部队部署的纵深达到了200公里。
沿前线配置了2000门122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单就防御而言，可以称得上固若金汤。
时间在对峙中流失，我丧失了1939年的反攻机会后，日军就发现了我的战略意图，所以把关东军整体由东北压向西北，令我不敢轻举妄动。
大部分的中国部队都在缺衣少药，就连保证战斗最基本的弹药都十分缺乏的时候，甘肃军工厂生产出的大批枪弹却无法送抵前线。
国内的一些报纸也开始暗示我拥兵自重不抗日，他们那里知道，虽然此时甘肃部队众多，装备精良！
但是我们家们口就有近50万的日本关东军在虎视眈眈！如果大军南下，我们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四省又必将沦陷，而中国最后的军工产业将完全被日军所掌握或摧毁。
战争好似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终于体会到一种心态，当初部队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大战一场。
但是现在发展壮大了，我们到保守起来了！害怕人员装备出现重大损失。
对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我们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军火，从重炮到坦克，只要有要求我几乎全部答应。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新组建的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因为现在其他的中国部队的新兵都是经过2个月简单训练后的农民，以为弹药的缺乏，他们射击的第一枪往往是在战场上。
所以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抵抗力在日军眼中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日军慢慢的又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与狂燥。
世界著名的国际事务专家万嘉国先生带领着几名随从和翻译人员，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兰州的消息使我激动万分。
我们现在就缺乏一盏指路的明灯，虽然我们预知未来，但是我们掌握不好瞬息万变的国际事务，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一个中国所能肩负的。
我们此时最需要一个明眼人来告诉我们那里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万先生对待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情！
经过短暂的寒暄后，万先生要求我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要给高级军官们分析国际事务的变化和对眼下抗日战争的影响。
郑栋国在万嘉国离开会议室后，狠狠的嘟囔了一句，我虽然没有听清郑栋国在嘟囔什么，但是从郑栋国的表情来看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被我瞪了一眼的郑栋国急忙笑了笑，立刻溜之呼也了！
在我介绍了万嘉国教授后，271名师以上干部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万嘉国毫不在乎众人的态度，大步走上前台，旁边的2名女少尉立即帮万嘉国的女助手挂起了几副国际战略形势图！
刚刚还在议论纷纷的将军们全部停止下来！
万嘉国清了清嗓子说道：“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
另外苏联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
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联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
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
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联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
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
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
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
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
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
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
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
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
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中国军队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联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中国军队的手上。
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联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
一九四零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
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
一九四零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
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
但是到了一九四零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
一九四零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
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