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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62＇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全集13》P211
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致曹靖华/1936年5月15日》，《全集13》P379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全集13》P384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致胡风/1935年6月28日》，《全集13》P160
现在元帅和“忏悔者”＇63＇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全集13》P211
关于现代人物（5）
新月社
新月社＇64＇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三闲集》，《全集4》P159
看《红楼梦》＇65＇，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66＇。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
《言论自由的界限》，《伪自由书》，《全集5》P115
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全集4》P196
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全集4》P212
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得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真是如何是好。
《致章廷谦/1927年12月26日》，《全集11》P605
《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67＇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致章廷谦/1929年8月17日》，《全集11》P682
语丝社
于是《语丝》＇68＇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全集4》P166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
《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全集4》P169
……《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
《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全集4》P169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
《致章廷谦/1930年2月22日》，《全集12》P5
创造社
……尤其是成仿吾＇69＇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全集4》P297
“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全集4》P298
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70＇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
《伪自由书·前记》，《全集5》P3
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胡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致韦素园/1928年7月22日》，《全集11》P629
左 联
其实，左联＇71＇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全集12》P593
三郎＇72＇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全集13》P211
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
《致沈雁冰/1936年2月14日》，《全集13》P307
我们×××＇73＇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致王冶秋/1936年4月5日》，《全集13》P349
＇1＇中山即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曾一度行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被拒后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组织反清武装起义。1905年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此后，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2月9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去职。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事，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帝国列强和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遗著编有《孙中山全集》等。
关于现代人物（6）
＇2＇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早年从俞樾学习经史，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遭通缉，先后流亡台湾、日本。后返回上海，宣传革命，曾被捕下狱。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发起与改良派论战，同时举办国学讲习会，讲授文字学。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刊行《大共和日报》。后参加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宋教仁被刺后，策动讨袁，被袁世凯软禁，袁死后获释。五四运动后，思想更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宣传“尊孔读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1934年迁居苏州，次年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