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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隔膜》，《且介亭杂文》，《全集6》P44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45
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偶成》，《南腔北调集》，《全集4》P585
＇1＇司马迁（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时历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因替李陵辩护，下狱遭腐刑（阉割）。出狱后任中书令，著《史记》一书。
＇2＇“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引用。
＇3＇“五侯”汉成帝时，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一天封侯，时称“五侯”。据《汉书》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
＇4＇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
＇5＇“替天行道”是《水浒》中农民起义首领宋江一贯打的旗号。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1）
六文人，学者，知识分子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论睁了眼看》，《坟》，《全集1》P237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0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可惨与可笑》，《华盖集续编》，《全集3》P269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吃教》，《准风月谈》，《全集5》P310
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致萧军、萧红/1930年2月9日》，《全集13》P52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二心集〉序言》，《全集4》P190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知难行难》，《二心集》，《全集4》P339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难行和不信》，《且介亭杂文》，《全集6》P51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172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36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405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致江绍原/1927年8月2日》，《全集11》P567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全集12》P192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全集12》P194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致曹聚仁/1933年7月11日》，《全集12》P196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全集12》P359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全集12》P397
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1934年5月31日》，《全集12》P438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2）
《致杨霁云/1934年6月3日》，《全集12》P445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致徐懋庸/1934年9月20日》，《全集12》P517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26日》，《全集12》P620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全集13》P79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萧军、萧红/1934年11月17日》，《全集12》P566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致孟十还/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3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全集12》P593
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全集13》P3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致曹靖华/1935年5月22日》，《全集13》P132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8＇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