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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同性恋者，然后通过他们的介绍找到第二批同性恋者，再通过愿意合作的第二批同性恋者的介绍去寻找第三批……可是，由于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对外来的调查更是多疑，调查者会屡屡碰壁，这种层层介绍、串联的“长链”往往会中断，中断以后只有另起炉灶。“上海调查”原计划６００个样本，最后只完成２５４例，完成率为４２．３％，访问数和接受调查数为７．４比１。北京潘绥铭等所作的调查累计访谈８１０人，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５份，成功率为２０．４％。
有一位女同性恋者，调查者已了解到她至少有四个固定的同性恋伙伴，但上门三次，她都拒绝接受调查。直路走不成只能走弯路，调查者后来找到她的一位好朋友，做通了这位朋友的工作，再通过这个朋友去做她的工作，最后她才接受了调查。
有位调查员，明知道有个朋友是同性恋者，但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个问题，对方也从未公开过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且疑心很重，很不愿意别人突然到他家里去，于是这位调查者就煞费苦心地在他快下班的时候，在他家门口附近徘徊，企图装出偶然相遇的样子，搭讪、上门、闲谈，然后再转入正题。可是，在他家门口徘徊了三次都没有遇到他，直到第四次才达到了目的。
要使同性恋者接受调查，认真地填写调查问卷，首先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必须和他们交朋友，而交朋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查者访问被调查者，往往要通过散步、一起喝咖啡、一起去饭店吃饭等方式接触，一次、两次、三次……这样，所花费的人力和财力实在太大了。据“上海调查”统计，为得到一份合格的同性恋调查的问卷，所花费的钱是进行一般性调查的５０倍。
以下是福建、江西地区调查负责人、厦门大学副教授张小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给刘达临教授的一封信：
调查遇到的困难比预计的要大得多，恐怕难以按原定计划完成。我打算在元月上旬寄出问卷，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完成问卷，大约１１０～１３０份，剩下２０～４０份问卷可能在２月下旬能够完成，但时间拖久了，是否上机开始，已经无用了？这第一批问卷时间已经拖了，但实在没有办法，如第二批这几十份已无用，我就暂时不再寄了，盼告。
自６月份开始，我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此项调查，但收效不大，寻找调查对象和访谈均十分困难，参加调查的人员也逐渐产生畏难情绪，有的退出、有的消极。１１、１２两个月进展较好，但离目的仍有距离，发现目标已有好几百，但调查起来极其困难，碰钉子太多，谈成一个平均要几十个小时，在精力和财力上的付出远远超出计划和原来的想像。从财力上说，你所汇来的调查经费已基本用完，还未付劳务费；从精力上说，我半年多的时间都赔上了，以至放弃了今年提副教授的机会（我今年已到年限，因上课之外的时间都搞这个调查了，所以没法准备外语考试和赶写论文）。虽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是看来结果仍然不理想。不过，还是积累了不少资料，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那些不愿填写问卷的同性恋者，是把问卷的内容用拼音和符号缩成一张纸，口袋里揣着它去访谈，访谈后再把这张纸上的记号填到正式问卷上，对那些不太愿意填写调查问卷的同性恋者也只好如此了。
再摘录上海的调查工作者黄佳鑫的几则调查手记，从中也可看到同性恋调查是多么艰辛：
１９９１年４月×日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颇具有个性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不妨叫她Ｈ。Ｈ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喜好旅游，绘画颇有功底，家庭条件较好；但与众不同的是，其性格完全男性化，非常自信，而从不与男性交往，甚至非常鄙视男性。
Ｈ人长得很美，走在路上无不遭人在她身上停留几眼，可是她找了个与她极不相配的丈夫，带副眼镜，小个子，外貌平常。
了解了以上概况后，我决心与她接触。
“Ｈ很难接近，更何况你是男性，而且要了解她的隐私，弄得不好会碰一鼻子灰的。”我的一位朋友说。我说，“没有关系，已作好思想准备，只是辛苦你了。”
一天晚上，我着实打扮了一番。自感绅士风度翩翩，以此给她个好印象，从而有个谈话的基础。
我和那位朋友在一幢花园式的洋房门前停步，揿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Ｈ。我的朋友打了个招呼正欲介绍，Ｈ瞪着我冷冷地说，“我已告诉你，不要带他来，我不欢迎这种人，请走吧。”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朋友朝我苦笑着说：“没什么，连累你了，真不好意思。”我说，“她长得比你说的还美，我非见她不可，这件事拜托你了。”“尽力而为吧！”朋友答。
过了一周后，朋友打来电话：“Ｈ同意了与你见面，是我再三劝说，Ｈ看在我以前与她的关系才同意的，看来非常勉强。”我一听非常高兴，约好三天后下午在南鹰酒家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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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艰难的调查之路（2）
那天，我买了一些Ｈ喜欢吃的青果等甜食，这是听朋友讲的。早早地在南鹰酒家门口等她俩。１７点３０分左右Ｈ来了。呀！Ｈ确实吸引人，高档的白色茄克，内衬血红羊毛衫，紧紧地裹着她娇媚的身体，她那平静起伏的胸脯和那光泽的头发全都那么美。那朋友将双方介绍后，她微露过的笑脸瞬间消失。不管你使我多么尴尬，不管你怎么想，只要达到目的就行。心里想着，一边找了一个靠墙的桌子坐下并点了一些菜。
此时，尽管周围环境非常热闹，我仿佛感到空气在凝固，窒息得使人难受，为消除僵持局面，我单刀直入。为避免她对我的敌对情绪，我在措词上尽量委婉：“我们是搞性行为研究的，性行为包括婚外恋，当然也包括不爱异性而爱同性的问题。同性恋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认为的是流氓、是坏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但是，类似行为总有些异常，而且在社会上不少，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我找你的目的就在于此。”Ｈ不吭声，我继续道：“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此缺乏研究，社会上许多人对此持不正确看法，缺乏科学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请你帮助我们，协同搞好这方面工作……”我的态度极其诚恳，朋友在旁附言，Ｈ看似听着，嘴里一直不停地吃着菜，冷不丁地朝我瞟一眼，似乎在说，“你们嘴里说的好听，骨子里谁知道卖的什么药。”我仍看着她做思想工作，这是一项科研项目，作了调查才有发言权，请她相信。Ｈ仍然吃她的菜，默不作声，朋友非常尴尬，将近两小时，都是我在唱独角戏，她却在当观众、听众。一声不吭，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翌日，朋友来电打招呼，我说，“我没关系，请你转告她，如果我真的不可信，她能生活得那么自在吗？麻烦事早就找到她头上了。”我亮出了最后“王牌”。
果然，不到三天得到消息，Ｈ同意面谈，朋友告诉我到咖啡厅，并强调，“只是谈谈，能否让你达到目的，我不敢保证。”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在一家幽雅、舒适的咖啡厅见了面。我又一次重复着并强调我们这次调查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好奇，是一项科研项目，绝对保密；不是针对某一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调查，得出数据来分析这类行为心理的、社会的、生物的因素，可是，Ｈ道：“不客气地说，你们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行为，更谈不上理解我们的心理活动状态。”“是呵，不了解才做调查的。”我急急地说。“你们只知道男女之间的性爱是幸福的，和谐的，可笑。何况，社会有多少夫妻性生活是美满和谐的，你们调查过吗？难道只可以异性相爱，为什么不可以同性相爱呢？我们同性也讲究心灵上的感应和精神上的和谐。”她说到这里，我急忙追问：“是否包括肉体上的？”“当然。而且我们的‘爱情’非常美满，我们不是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丑，我们也讲品貌、感情、文化层次、志同道合等等……”Ｈ讲了一大通同性恋的理论，说实话，我实难感受，实难理解，因此转换话题：“听说你已结了婚，至今没有孩子？”Ｈ非常敏感，看了我一眼，“难道不可以吗？”她理解我问语的用意，但佯装不知，显然不想回答。我看表时间不早了，该是让她填调查问卷的时候了，当我拿出了这份表格时，她接过来翻了一下，又扔在一边。看她的脸色，今晚是不行的了，收场吧。Ｈ是聪明人，从这次谈话理应对我有所了解了。
过了半个月，朋友来电话说，Ｈ同意填写问卷，而且还同意动员她的几位“伙伴”填表，我又高兴又奇怪，怎么转变得那么快。原来，朋友告诉我，Ｈ已申请去美国移民，护照已到手，正在办签证等通知了。
１９９１年５月×日
据了解广东路地区的Ｂ姑娘为了一位女朋友离她而去，非常恼火，吵得不可开交，后经调查，Ｂ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与一起搞这项调查的冬沪兄决定去找她。
一天晚上，我俩骑车向Ｂ家去，这已是第二次上门，不知是否又会扑空。上次来到Ｂ家门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黑胡同”里摸索着爬到Ｂ家门的。第二次找上门当然比第一次容易得多。很巧，Ｂ在家刚吃完饭，当听说我们是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我们故意漏去了“性社会学”的“性”字）就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有一些情况想找你聊聊。”“那就进来说吧。”我们四下一瞧，家里人较多。“这里不方便，还是找个地方谈怎么样？”我们征求她的意见，Ｂ极直率，“到我的阁楼上去。”三人出门右转弯，猫腰上去。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