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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首次同性性行为因素与影响
此外，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有或者没有异性性行为的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比率比较接近，但是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异性性行为的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比率高于有异性性行为的同性恋者。
从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年龄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发生首次同性性行为的年龄越低，否定同性性行为的比率越高。据本调查，１４岁及以下的否定比率为１５．８％，１４～１７岁为１０．９％，１８岁及以上为１０．２％。
出现这一情况，可能是因为其中许多人是由于年龄较小而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引诱和胁迫下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当然，这些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又和他们以后的同性恋经历有关，也有可能从不自觉状态成为一个自觉的同性恋者。
从首次同性性行为的原因来看，“看了有关报道想试试”、“他人引诱”、“对方胁迫”中持否定倾向的比率都要高于出自其他原因的同性恋者。
３．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看法
“上海调查”还了解了同性恋者对同性恋对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的看法。这和前述的问题有密切联系。据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反映，认为有益的有１０人，占５．１％；认为有害的有６３人，占３２．３％；认为同性恋无所谓益害的有１１１人，占５６．９％；未答的有１１人，占５．６％。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认为有益的有５人，占８．５％；认为有害的有２３人，占３９．０％；认为同性恋无所谓益害的有２８人，占４７．５％；未答的有３人，占５．１％。
由此可见，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是有害于身心健康的。
从性别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男性认为同性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比率要低于女性，认为有害的比率则高于女性。
从年龄来看，和对同性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的看法没有大的关联。
从文化程度看，关于同性恋对自己身心健康的影响，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认为有益和有害的比率与文化程度基本上是正比关系。认为有益的：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１人，占８．３％；初中的，３人，占６．４％；高中的，４人，占５．２％；大专及以上的，２人，占３．４％。认为有害的：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３人，占２５．０％；初中的，１１人，占２３．４％；高中的，２３人，占２９．９％；大专及以上的，２６人，占４４．１％。
而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认为有益的比率与文化程度基本无关，而认为有害的比率与文化程度基本上呈反比关系：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６人，占５４．４％；初中的，８人，占３２．０％；高中的，８人，占４４．４％；大专及以上的，１人，占２０．０％。
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对身心健康有益的比率要高于在婚的，认为有害的比率则低于在婚的。
存在以上情况可能是因为在婚的同性恋者仍有夫妻生活的存在，但已感到对异性性功能的衰退，男性认为同性恋对身心健康有害的比率高于女性的原因可能也是体会到性功能的衰退。由此可见，同性恋者对同性恋是否影响身心健康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是与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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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性观念（4）
四、对同性恋公开性的态度
对于同性恋者的性观念，还调查了同性恋者对于同性恋公开性的态度。由于我国法律从未明确同性恋的问题，社会大众对同性恋又很不理解，甚至加以歧视，因此同性恋活动一般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非圈内人士很难知道他们的情况。那么同性恋者对于同性恋的公开性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希望社会对同性恋持什么态度呢？
１． 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很少
据“上海调查”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有８人，占４．１％；他人问到才承认的有１５人，占７．７％；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的有９３人，占４７．７％；决不承认的有７３人，占３７．４％；未答的有６人，占３．１％。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有７人，占１１．９％；他人问到才承认的有１６人，占２７．１％；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的有１７人，占２８．８％；决不承认的有１４人，占２３．７％；未答的有５人，占８．５％。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对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是有顾虑的，这可包括“他人问到才承认”、“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决不承认”等。这个数字，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占９２．８％，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占７９．６％。关于这个比率，在押的同性恋者要低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可能是由于他们已在押，许多情况已经公开化了，承认不承认都是这么一回事的缘故。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同性恋者心理压力之大。
从性别来看，女性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大于男性，“敢于公开承认”的比率较大，“他人问到才承认”（这说明有顾虑，但顾虑较少）的比率也明显地高于男性，这说明女同性恋者对同性恋更为执著更有勇气。
年龄与同性恋行为公开的态度没有大的关联。
就文化程度来看，和决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是先降后升的曲线，而且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率要高于其他较低文化程度的比率，基本显示越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决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可能性越大。
这种情况也可能与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有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或特殊职业的，决不承认同性恋的比率都高于从事其他职业者。如：军人回答决不承认者７人，占８７．５％；演员２人，占６６．７％；机关与企事业负责人７人，占５３．８％，除文化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２４人，占５１．５％；农林牧渔劳动者３人，占４２．９％；办事人员和一般干部１１人，３７．９％；服务性工作人员３人，占３０．０％；工人５人，占１７．２％；商业工作人员３人，占１５．８％。
从婚姻状况看，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在婚者决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低于未婚者，但是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则呈相反情况。同时，在包括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全部同性恋者中，未婚者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高于在婚者。
以上这些情况似乎是有矛盾的，但都有其原因可以分析。对正常生活的同性恋中的在婚者来说，由于已经完成了家庭和社会要求他成家立业的责任，已经结婚了，所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顾虑就相对地少一些。而对未婚者来说，可能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今后仍有可能要嫁娶，所以在公开自己同性恋的问题上顾虑较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年轻而勇敢、大胆、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人。至于在押的同性恋者，因为处于大墙之内，有婚姻关系的还想保持下去，以利于照顾子女或家人，所以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高于未婚者。
从有无异性性行为与能否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关系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异性性行为而敢于公开承认或决不承认同性恋的比率，都高于有异性性行为的同性恋者。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异性性行为的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高于有异性性行为的，决不承认的则相反。这是因为，大多数有异性性行为的是已婚者，没有异性性行为的是未婚者，所以产生以上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与前文分析的相似。
对同性恋的看法与公开承认同性恋也有较密切的关系，即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同性恋者敢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要高于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同性恋者，而决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比率则是前者低于后者。其原因在于那些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同性恋者，或是对同性恋问题处于矛盾之中，或是打算改变现状，所以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较多地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２． 同性恋者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
无论是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采取公开承认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都是感觉到社会的压力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对同性恋希望“法律上承认”的有１０人，占５．１％；希望“不被看成不好的事”的有７０人，占３５．９％；希望“不干涉”的有９０人，占４６．２％；认为可“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有２２人，占１１．３％；认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１人，占０．５％；同意“判刑”的没有。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对同性恋希望“法律上承认”的有１５人，占２５．４％；希望“不被看成不好的事”的有２１人，占３５．６％；希望“不干涉”的有１５人，占２５．４％；认为可“通过劝告加以阻止”的有２２人，占３７．７％；认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３人，占５．１％；同意“判刑”的有２人，占３．４％。
由此可见，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正常生活的和在押的同性恋者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后者是在押的，已受到法律与社会的惩罚，而前者还处于正常生活的条件下，因此，在希望“法律上承认”这一点上，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５．１％，而在押的同性恋者却占２５．４％，可见后者对此的要求比前者迫切得多，而前者对“法律惩罚”的问题没有体会，所以想得也少。相反，在希望“不干涉”这一点上，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占４６．２％，而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占２５．４％，少于前者，这是由于“不干涉”主要是指生活中的舆论监督如何，对此，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考虑得更多，而在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