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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单凭美色和君主搞同性恋，是朝不保夕的。以上这些“个案”，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同性恋的“个案”也颇为发人深思，例如吴下阿蒙《断袖篇》的“申侯”一段，有这样的记载：申侯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后之人将求多于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汝容焉。”既葬，出葬郑，又有宠于厉公，及文公之世，以请城其赐邑，被谮见杀。这个申侯是楚文王的男宠，楚文王宠爱他，又深知其人，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对申侯作了明智的提醒，叫他好自为之。可是这个申侯不以为然，以后又做了郑厉公的男宠，行为很不谨慎，结果被杀了。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男风，人们是有毁有誉的。例如孔子说：“不有祝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第六》）。墨子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贫富。面目姣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看来他们对这股“乱风”是相当激愤的。但是，三国时的阮籍在他的诗里却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咏怀诗·三》古人把男同性恋又称为“断袖之癖”，这个典故出自汉代。汉哀帝十分宠爱一个叫董贤的男子，和董贤“同卧起”，俨如夫妻。有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睡午觉，哀帝醒后要起来，但衣袖被董贤压着，哀帝不愿意因抽出衣袖而惊动董贤，竟用剑将衣袖割断。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董贤才２２岁，就位至三公，匈奴使臣前来朝拜，见到这么年轻的三公，也极为惊讶。哀帝甚至还想禅位于他，后因大臣反对，才未坚持。当董贤还是２０岁的时候，哀帝就命人在自己的“万年冢”旁另筑一冢，使他死后还能和董贤为伴。当时，董贤的贵显骄恣达到了极点。但是哀帝死后，董贤立即被贬夺一切，结果以自杀而告终。所谓“余桃”、“断袖”、“安陵”、“龙阳”等等，皆属文人雅士之语，至于古代的民间对同性恋还有不少俚俗之称，例如“相公”、“兔子”、“兔儿爷”、“像姑”、“小唱”、“香火兄弟”、“契兄弟”、“契父子”、“旱路姻缘”、“寡独书生”等等，而“契若金兰”、“菜户对食”等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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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迷于同性恋的两汉皇帝（图）
在汉朝，皇帝们拥有男宠是相当普遍的，史书上记载很多。在两汉２５个刘姓帝王中，有１０个皇帝有男宠，占到４０％，至于其他６０％的汉朝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男宠，但其事迹不那么突出罢了。当然，男宠也不止一个，例如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称拥有宏图大略的英明皇帝，男宠就有五个之多。这些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准确地说，应该是“双性恋”，因为他们一方面妻妾如云，迷于女色，另一方面又湎于男宠。他们和男宠的关系，和后世的达官贵人玩弄“相公”、“小唱”不同，和男宠往往还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如前所说的汉哀帝和董贤的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汉文帝和邓通则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汉文帝是历史上记载的一个英明皇帝，“文景之治”是整个汉朝的盛世。文帝是汉朝最勤俭的皇帝，连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对男宠邓通的宠爱却无以复加，在邓通身上所花的钱难以计数。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他的得宠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一个梦而引起的。据《汉书·佞幸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梦见一个在宫掖池中撑船戴黄帽的小吏，从后面推他上天，到达长生不老的仙境，文帝回头一看，这个人的衣襟系在后面，梦醒后就派人去找这个“小吏”，结果找到一个也把衣襟系在后面的人，这个人叫邓通。这姓名又和“登通”的音相同，文帝十分高兴，逐渐对他加以宠幸，邓通也天天陪伴文帝，不事外出，甚至连要沐浴的日子也留在文帝身边，所以文帝更加宠爱他，赏赐他的财物以千万计，官拜上大夫，文帝还时常到邓通的家里去玩。不过，邓通没有什么才干，只是谨慎地博取文帝的宠幸。 有一次，汉文帝命一位有名的相士给邓通相命，相士说他会贫饿至死，文帝很不高兴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赏赐蜀郡的严道铜山给邓通，使他享有铸造钱币之权，这种把国家的造币权赏赐给人的行为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于是邓通富可敌国，当时就有“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可是，历史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一个人如果过于受皇帝宠幸，权势过大，过于富有，往往会在宫廷之中受妒，对那些没有丰功伟绩，只会媚上的男宠来说更是如此。有一次文帝生疮流脓，邓通用口吮之，文帝大为感动，并且问邓通，谁最爱朕？邓通说，当然是太子。于是文帝就要考验太子一下，当太子前来请安时，文帝叫太子替他吮脓，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说，邓通已经这样做了，太子很惭愧，因而嫉恨邓通。邓通还由于冒犯了皇上的座位而为丞相所责，甚至要杀邓通，后来被文帝阻止了。文帝是邓通的唯一靠山，文帝一死，太子即位为景帝，立即罢免邓通，后来又抄了他的家，并且不许任何人接济他，最后，邓通正如那相士所言，饿死了。其实，邓通还不算是很跋扈的。汉武帝的男宠韩嫣和武帝一起同卧同起，形如夫妻，官至上大夫，受赏赐之多可与文帝之与邓通相比，可是这个人就更跋扈了。他喜欢弹丸，丸都为金制，每天都会弹失十多颗，所以当时在长安有俗话说：“若饥寒，逐金丸。”意即跟着韩嫣拾金丸就能发财。有一次江都王（武帝的弟弟）入朝，与武帝一起到上林御苑打猎，武帝的车还未行，叫韩嫣率领百余骑兵乘车先去，江都王以为是武帝来了，立刻在路旁跪下迎接，可是韩嫣却纵车而过，置之不理。江都王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向母亲（皇太后）哭诉，于是皇太后就十分厌恨韩嫣。韩嫣仍不收敛，仍恃宠而骄，随意出入皇帝的寝宫。最后，被太后抓住把柄，赐他死刑，虽然武帝极力说情，仍不能免。皇帝和男宠有着很真挚的感情，汉成帝和张放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张放官居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是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还是公主之女，可谓满门显贵。张放年少英俊，而且十分聪明，所以为成帝所宠幸，并且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婚礼极其奢侈华丽，赏赐以千万计。成帝和他“同卧起”，经常一起出游，微服私行，几年内一起去了不少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张放就受到一些贵族、特别是几个国舅的妒忌，他们在太后面前说张放的坏话，太后认为皇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行为不检，都是张放所致，所以就找了一个罪名，把张放放逐到外地去。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多次召张放回京，又多次迫于太后、贵族和大臣的压力而流着泪再叫张放走。在他们分离时，通信不断。过了不久，成帝驾崩，张放也日夜思念，哭泣而死。如果以上这件事发生在男女之间，那么这也是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梁山伯和祝英台”媲美的一段佳话了。可是，这种事发生在两个男子之间，又该怎么看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实在太复杂。如果仅从汉成帝和张放的关系来看，确有情真意挚的一面，可是成帝却是汉朝一个较为荒淫的皇帝，他的最大嗜好就是观赏身穿薄露纱衣的宫女，他还经常微服去民间寻访美女，有一次微服到阳阿公主家，见歌舞女赵飞燕，就召进宫，后来废许皇后，立飞燕为后，又把飞燕妹合德召进宫，陷于淫乱，旦旦伐性，以后即因此而送了命。由此看来，汉成帝实际上是个双性恋者。这种情况在宫廷、达官贵族之间相当普遍，例如汉武帝，一方面拥有不少男宠，另一方又大召美女，大建宫第，据《三辅黄图·未央宫》载：“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 若、椒风、发越、惠草等殿，为十四位。”“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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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古代同性恋者的性角色（图）
如果说史书所载汉代的同性恋主要表现在宫廷之间，那么自晋、唐以后，同性恋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仅流行于统治阶级内部，而且泛滥于民间，这都是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军阀割据，形势动荡，民众生活在干戈水火之中，生命财产旦夕难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气变得放浪、颓废、豪侈、厌世，朝野崇尚风貌，社会竞尚修饰。《晋书·五行志》、《颜氏家训·勉学篇》都说，晋代贵族子弟相与散发，裸身而饮，对弄婢妾。梁朝贵族子弟，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世说新语》也记载，当时不但贵族阶层，甚至一般市民也竞相“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蹬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使人“望之若神仙”。当时，很流行“以男为女”，或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如魏晋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是以美男子、或以善傅朱粉扮作妇人而见闻于世的。在民间，“丈夫着妇人衣行歌，旁人齐和”，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