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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同性恋的防治
对同性恋者治疗的可能性（1）
对同性恋者的治疗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其它一切治疗都更为复杂。首先，同性恋者是不是认为自己有治疗的需要，其次，即使当事人认为应该通过治疗以改变现状，还有一个是否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接受治疗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这方面的科技发展水平如何，治疗效果又如何呢？
一、社会认识
社会上对同性恋怎么看，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有详细阐述，总的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医学领域还是在心理学、社会学领域，都是争论不休的。有些人认为，凡是同性恋者，都要治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同性恋者本人认为需要治疗，才可实施治疗。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对同性恋的观念也不同，存在着反对、禁止与宽容、支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美国的许多州及欧洲一些国家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同性恋者可以公开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出版大量的图书、杂志，大肆宣传同性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认为同性恋者不必治疗，同时，还会导致更多的同性恋者出现。
当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取决于本人。
二、当事人的态度
在“上海调查”中，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较细致的分析。
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想改变目前状况的有５５人，占２８．２％；不想改变的有４４人，占２２．６％；听之任之的有８９人，占４５．６％；未答的有７人，占３．６％。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想改变目前状况的有３４人，占５７．６％；不想改变的有１２人，占２０．３％；听之任之的有８人，占１３．６％；未答的有５人，占８．５％。看来，想改变现状的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不高，在押者的比率较正常生活者为高，显然这和他们在押的处境有关。
１．是否想改变现状的相关因素
从性别来看，女性想改变现状的和不想改变现状的比率都高于男性，而采取听之任之态度的比率则低于男性。这说明了她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要比男性坚决。
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想改变现状”的比率随年龄的增大而减低；３０岁以下者３２人，占３８．１％；３１～４０岁者１７人，占２３．９％；４１岁以上者６人，占１５．０％。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想改变现状的３０岁以下者２１人，占４８．８％；３１～４０岁者５人，占８３．３％；４１岁以上者８人，占８０．０％；似乎与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相反。
从文化程度来看，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和在押的同性恋者想改变现状的比率都是以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为最高。
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小学及以下者５人，占４１．７％；初中者１２人，占２５．５％；高中者１６人，占２０．８％；大专及以上者２２人，占３７．３％。
在押的同性恋者，小学及以下者７人，占６３．６％；初中者１４人，占５６．０％；高中者９人，占５０．０％；大专及以上者４人，占８０．０％％。
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不想改变现状的比率和文化程度基本上呈反比关系；小学及以下者５人，占４１．７％；初中者１３人，占２７．７％；高中者１６人，占２０．８％；大专及以上者１０人，占１６．９％。听之任之的比率是以高中文化程度为最高，３９人，占５０．６％。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不想改变现状的比率以高中文化程度为最高，５人，占２７．８％。听之任之的比率则以初中文化程度为最高，６人，占２４．０％。
从婚姻状况来看，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在婚者想改变现状的比率要低于未婚者，分别为２４．１％和３６．５％；不想改变和听之任之的比率要高于未婚者，分别为４９．１％和４１．９％。
但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情况正好相反，想改变现状的比率是在婚者高于未婚者，分别为７８．３％和４６．７％；不想改变和听之任之的比率则低于未婚者；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受到强制教育和不想丧失家庭的缘故。
同性恋者是否想改变现状，这和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有密切关系。认为同性恋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同性恋者中，想改变现状的比率最高。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为３１人，占４９．２％；在押的同性恋者为２１人，占９１．３％。
同样，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同性恋者中想要改变现状的比率最高，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同性恋者中不想改变的比率也最高。这在调查中是看得十分明显的。
２． 有勇气接受治疗者有多少
据“上海调查”，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有１０人，占５．１％；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有１０２人，占５２．３％；犹豫不决的有５１人，占２６．２％；未答的有３２人，占１６．４％。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有９人，占１５．３％；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有７人，占１１．９％；犹豫不决的有１７人，占２８．８％；未答的有２６人，占４４．１％。
如果把这些数据和上述的是否愿意改变观状的数据相比较，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大大降低了。这说明，愿望是一回事，而是否真正能跨出这一步，把愿望变为现实，则要艰难得多。
从性别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男性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与女性接近，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低于女性，犹豫不决的比率高于女性。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男性有勇气和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都低于女性，而犹豫不决的比率则高于女性。
从年龄来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是以３０岁以下的年龄组为最高，有５人，占６．０％；３１～４０岁有３人，占４．２％；４１岁以上有２人，占５．０％。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与年龄基本上成正比关系，３０岁以下有３９人，占４６．４％；３１～４０岁有３７人，占５２．１％；４１岁以上有２６人，占６５．０％。犹豫不决的比率与年龄基本上成反比关系，３０岁以下有２７人，占３２．１％；３１～４０岁有１９人，占２６．８％；４１岁以上有５人，占１２．５％。由此也可以认为，年轻的同性恋者进行性的再定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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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同性恋的防治
对同性恋者治疗的可能性（2）
但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却未见相似的情况，而且未答人数要近一半。
从文化程度看，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是以初中文化程度为最高；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和文化程度成反比关系，即文化程度越低，越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犹豫不决的比率和文化程度基本上成正比关系，文化程度越高，越犹豫不决。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和文化程度成正比关系，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和文化程度成反比关系，犹豫不决的比率以小学到大专及以上为序呈两头低、中间高的曲线。
总体上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同性恋者接受治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统计资料表明，同性恋者对同性恋的看法、打算和是否有勇气接受治疗有较密切的关系。
在想改变现状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有７人，占１２．７％）较明显的高于不想改变现状的同性恋者（有２人，占４．５％）；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有２７人，占４９．１％）要低于不想改变现状的同性恋者（有２８人，占６３．６％）。
此外，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犹豫不决的比率是以想改变现状的为最高，其次听之任之。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犹豫不决的比率是以持听之任之态度的为最高，其次是想改变现状者。
在对同性恋持肯定看法的同性恋者中，有勇气接受治疗和犹豫不决的比率都要高于对同性恋持否定看法的同性恋者，而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则基本上是相反。
在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中，认为同性恋有害于身心健康而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有３０人，占４７．６％）要低于认为同性恋有益于身心健康（有５人，占５０．０％）和无所谓益害的比率（有６６人，占５９．５％）；犹豫不决的比率是以持有害于身心健康认识的同性恋者为最高。
在在押的同性恋者中，没有勇气接受治疗的比率是以持同性恋有害于身心健康认识的同性恋者为最低（有２人，占８．７％）。
从调查数据分析各种情况所占的比率，可以看出问题的主流，同性恋者愿意求治，并勇于接受治疗者实在不多。
３． 大多数同性恋者不认为自己有病
无论是身份公开的还是隐蔽的，绝大多数同性恋者拒绝“同性性行为是不正常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在同性性活动中适应是良好的，身心是健康的，与异性恋者并无差异。他们认为同性恋不是病，并且嘲笑“治疗”等于洗脑袋，所谓“压力”是不平等的社会、法律、传统的性观念及僵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强加给他们的。
从“南京研究”的资料来看，９１．８％的同性恋者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学习及适应能力强者占９８％，所以，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性恋者不应戴上“疾病”的帽子，更不应强迫他们去接受治疗。
一些性学家、社会学家、行为学家也认为同性恋虽然从性心理定势及生物社会心理学观点上看是一种性对象的偏离及性倒错，但并不是病态，不属于“疾病”，以往的精神病学把同性恋列入“变态人格”是没有依据的。
从历史上看，对同性恋者严加镇压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纳粹分子曾残杀了几十万同性恋者，但并不能最终消除同性恋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