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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蓖罚锹逞敢膊慌隆庋幕埃熘鸾パ荼湮堵逞赣胛移呤辍匪龅哪谌荨Ｋ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陈先生的逻辑妙就妙在把一个重大严肃的话题论证成无稽之谈。写不写毛罗这个对话，周海婴思考再三，写出又抽掉，抽掉又补入，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怎么可能写些误传误听又置换了背景的不经之言呢？
周海婴对这个事件的叙述有些枝节不够准确，陈晋先生的有些论断就不是枝节问题了。除了他那个很妙的逻辑之外，他还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这“一以贯之”就不合事实。五四以前和五四时代毛泽东并不推崇鲁迅，而是推崇陈独秀和胡适，尤为推崇陈独秀。1917年9月23日毛泽东曾对张昆弟说：“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魅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被捕后，毛泽东写有《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他在文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早期文稿》收有毛泽东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的全部文稿，全书五十多万字，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出现过，怎么能概括为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推崇鲁迅呢？陈先生是研究毛泽东的，他应该读过这本书。再如陈先生还写道：“如果确有罗稷南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事情，而毛泽东又是那样回答的，在90年代的记叙中，人们不会有意回避，毕竟事过境迁，不再是特别敏感的话题了。”我以为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据我的观察，近半个世纪来，“鲁迅活着会怎样”一直是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一首诗《假如他还活着》，副题是：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诗作者是绍兴五中章玉安。这首诗共六节，每节四行，为节省篇幅，只录其中两节。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摄。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许多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据说一位颇有身份的人物看到这首诗后曾说：作者是反革命。连反革命的帽子都亮出来了，还能说不敏感。这个话题在80年代敏感，在90年代就更敏感。在毛泽东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与之长谈多次，斯诺据此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斯诺又来华，毛泽东又与之长谈，记得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毛泽东何时决定打倒刘少奇。他得到的殊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旁检阅红卫兵。这位斯诺先生也提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1981年9月26日在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推举当时尚健在的一丁先生演讲《鲁迅的杂文》，其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如何？这问题不断有人提出，毛泽东的好友史诺（大陆音译为斯诺——引者），在《大河彼岸》中也提出过，是否会被迫沉默或被迫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中译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中译本为什么删去这些话呢？也是因为太敏感。
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一封信中写道：“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到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不断有人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给出两种答案：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斯诺给出与毛泽东不同的两种答案：要么被迫沉默，要么被迫按官方的调调说话。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都给出一种答案：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更惨。那首诗作者章玉安其实也是给出一种答案：决不会沉默。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既然今天又提出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与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章玉安相同。以鲁迅一向追求个性解放，一向渴望思想自由，一向多疑而独立思考，以他硬骨头的人格，“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作风，他再多活二三十年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一向亲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等，在反右派前或反右派中都难逃噩运就多少能说明。由于以鲁迅名义发表了那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是冯雪峰的作品而不是鲁迅的作品），有托派人物出于义愤而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手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是非心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附记］：笔者寡识，故上文只能照引一丁一段话。今得广州刘平梅先生来函赐教：《大河彼岸》书名全文是《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最初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伍协力译本《漫长的革命》，内部发行；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胡为雄译本《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公开发行。刘先生认为伍协力译文较好，他读过，内文没有涉及鲁迅。一丁说中译本把这些话删掉了，大概指伍译或香港出版的中译本，他1995年初病逝，不大可能见过胡译。
2002年12月7日补识
（原载《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5节 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
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雷炸电，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撼，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求、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
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