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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陈晋同志以对资料、史料的分析，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特别是引出1983年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鲁迅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这和《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毛泽东的答话是迥然相异的。
陈晋同志是以严谨的态度，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史料的分析，提出了有据、有理的质疑。而且，陈晋同志也没有轻率地完全否定罗稷南向别人谈论此事。陈晋同志说：“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谈话‘鲁迅活着会怎样’，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上述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这是说，毛泽东确实谈过‘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只是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把讲话的内容、时代、场合置换了。”——这是积极的、善意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猜想。
但是，最近又出了一些新材料，使这个问题有了新发展。
（二）
海婴同志《鲁迅与我七十年》提到这段毛罗对话是罗稷南“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而海婴同志是1996年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他的。但并没有提出姓名。2001年12月，贺圣谟同志出来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的“一位信得过的学生”、“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而又告诉海婴同志的“就是我”贺圣谟。贺圣谟同志在2001年12月向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就此事作了说明。2002年12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贺圣谟同志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贺圣谟同志叙述了罗稷南向他全盘托出的细节：
时间：1965年暑假（7月31日）。
地点：罗稷南家中（贺“应邀到上海罗稷南家中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
内容：“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情景：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曾出过特辑，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还活着……”贺圣谟听罗稷南说毛罗对话后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贺圣谟同志向周海婴同志提供这次毛罗对话的细节：
时间：1996年10月24日。
地点：宁波。“纪念巴人学术讨论会”代表所住的饭店。丁景唐先生住的房间。贺圣谟去看望丁先生，在那里初会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内容：我向他转述了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见前）。
情景：“海婴听后一怔，接着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贺圣谟当时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以上是贺圣谟同志亲耳听到亲口转述的过程。因为当时所知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的仅贺一人，因而称为“孤证”。但是，又出现了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毛罗对话的回忆”，“孤证”又增了旁证。
2002年8月，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二十四辑，其中有罗稷南的侄儿陈焜同志的文章《我的伯父罗稷南》，其中有“毛罗对话”内容。《书摘》2002年12期以《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为题摘登了这篇文章。陈焜同志“自己就曾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1957年7月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3节 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2）
陈焜文中所述的罗稷南讲述的细节如下：
时间：1960年。
地点：陈焜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养病住了几个月。
内容：伯父讲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就单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情景：陈焜同志认为，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特别重要。这次1957年7月的设问求答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1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我自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以上的材料说明，罗稷南确实先后向他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和他的侄儿亲口讲述1957年7月他向毛泽东设问求答的情况。而他们又先后向周海婴做了转述。但这些也都是罗稷南一个人的口述，虽已不是一个人的“孤证”，但也还是没有更有力的旁证的疑案。
（三）
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以近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黄宗英同志的文章：《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在此前后，《文汇读书周报》也发了黄宗英的文章。黄宗英同志说，“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
黄宗英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1957年7月7日晚上，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7月11日和《解放日报》7月9日刊载的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问起几个人后，“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关于“毛罗对话”的过程，黄宗英回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回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同志在亲聆这段“毛罗对话”以后四十多年的今天，还“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对她的震撼”。
当时黄宗英坐在毛主席身后，她旁边是赵丹和应云卫。他们也应是在现场听到的，因为她和他们还有过议论。从照片上看，围着小圆桌的除毛、罗外还有四五个人。周海婴同志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不知当时现场可有这位前辈？
（四）
陈焜同志的文章中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黄宗英同志的文章中也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
我以为，这是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中实际存在的思想疑虑。其原因，我以为和政治运动中一些文化人的遭遇有直接的关系。鲁迅在3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文艺路线和反动统治者斗争时的同志和战友胡风、冯雪峰等，鲁迅当时支持甚至扶植的革命青年作家萧军、丁玲等，在解放后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挨整、受批甚至获罪，而有些罪名又牵涉到鲁迅。而在“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中，仅就翻译家罗稷南应该知道甚至熟悉的译文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如黄源（也是鲁迅生前支持扶植的青年）、傅雷（也是和罗稷南同时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创始民主促进会的翻译家）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的孙大雨、研究左拉的毕修勺等，也都先后受到批判和围攻（以后也都定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