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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在生前，从陈独秀、李大钊始，鲁迅与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的友谊。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瞿秋白并肩战斗。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及其意义作了精辟而高度评价。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革命意义”。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黑暗的艰难环境的奋战中，能得这样知音的评价分析，鲁迅十分激动和感激。他曾书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对鲁迅作出最高评价的则是毛泽东。
1933春，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赠瞿秋白。
东遭到王明“左派”势力打击排挤时，通过鲁迅的学生冯雪峰对鲁迅情况的介绍，得知鲁迅也是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特别是1940年1月9日一次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全面地高度地评价鲁迅，称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四个“伟大”、九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得到《鲁迅全集》后，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近四十年间，他从未停止过阅读，并且多次告诫全党干部和他的子女，都要读鲁迅的书。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5节 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2）
鲁迅受到这样高的评价，人们是否都已理解了鲁迅了呢？如何解读鲁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过去如此，新中国建国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建国了，鲁迅说的奴隶已经成了主人，鲁迅已经过时了。有些人则总是按着一时的政治需要来打扮鲁迅。“四人帮”甚至把鲁迅变成为他们整人的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企图把鲁迅重要的著作，从鲁迅遗产中分割出去，例如把《文化偏至论》中“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归诸为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对该文就有一长段批判性的注释，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这样，《文化偏至论》这篇重要著作又重新长期被“沉没”了。这种做法，正如有人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分割出去一样。其实，正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核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也是鲁迅思想遗产中贯彻始终的核心。正如瞿秋白所剖析，鲁迅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考察鲁迅毕生奋斗，都没有离开过为求得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做人的尊严。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茅盾重新发掘《文化偏至论》等著作的重大思想意义，指出鲁迅“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引自茅盾《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可惜，茅盾重新发掘的呼声，又没有被引起我们重视，依旧使它“在旷野中自行消失”。1980年茅盾在临终前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题写的诗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两句：“双百方针需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仍有人认为“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错误的。
无独有偶，《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也长期不被重视。而恰恰是这点，是《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内卜·朱泽培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时，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可是，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在最早编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时候，恩格斯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竟没有被收录进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还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自由主义，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曾经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新中国刚建立，为要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提出了要在我们内部批判“民主个人主义”。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纷纷在报刊上发表公开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观精神开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到“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只推崇做“革命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不同时注重个人思想自由。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由此可以不难想像，鲁迅“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被我们看成是不合时宜，是必然的了。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他把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与此同时，他对当时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有察觉而十分反感。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对自己主张的可能遭遇，早就有令人深思的预见。文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应该指出，不光是中国，就是在曾被我们尊为学习榜样的“老大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条最基本信条，不但从未得到信奉，相反的是遭到更彻底的背叛。
人类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依附和束缚。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同时提出人权的概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发展，成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在经济上就要使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消除剥削。在思想文化上，就要体现人是思想的人的本质，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但是苏联的实践正与此背道而驰。斯大林在上世纪的30年代，强行全盘集体化，大搞所谓“消灭富农”，剥夺农民，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集体农业无产者。其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的大倒退。苏联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沙皇统治时期。与此同时，斯大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在国内反复进行大清洗、大镇压，清除一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在这过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未查清的谜。人们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沙皇杀掉的革命者还要多。这样，连人的生存权都没有了，哪还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呢？只要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那么对成立了七十多年，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辉煌贡献的苏维埃共和国，竟在人民极度冷漠中自动瓦解，也就不会奇怪了。
再说我们中国，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后来的公社化，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年发布进行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使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由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村面貌立刻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