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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落笔，怕留后患。但是，这件事太大了，贺清楚地记得谈话的日期。
以前贺只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评价鲁迅的七个“最”，根本没想到反右斗争紧锣密鼓之时，毛主席对鲁迅会作这样的“评价”……一听之下，大为震惊，故对此记忆极深。贺圣谟虽不敢说时隔多年之后记忆所及与罗老原话“一字不易”，但意思是不会错的。
贺记得1946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出过一个特辑，其中一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大体意思是：如果李公朴、闻一多都要被暗杀，鲁迅当然是不能活下去的。
当时（1965年）贺问罗老，他向毛主席提这个问题时，有否想到过《文艺春秋》这个专栏？罗老含笑颔首。贺当时竟只想到过《文艺春秋》这个专栏，而没有进一步当面问清罗老提问的本意，实在是错失了不可再得的机会。那个暑假贺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算是学到了点“左倾”路线下自我保护的“政治经验”。而罗老讲述的毛对鲁迅的评价，在当时无疑是“违碍”的，所以贺只在很小范围内讲起过，几十年来，贺时常“反刍”这段对话，深悔当年和罗老无话不谈、却未能一起寻绎毛的回答的深层意蕴。……
［1969年国庆节，贺的儿子断奶之后，夫妇两人曾来上海，想再见罗稷南先生。但见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回答：不知道罗稷南为何人。当时的感受是：罗老先生被扫地出门了，心中无比悲哀。罗稷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摧残，于1971年8月17日不幸去世。1978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罗稷南先生追悼会，贺身在宁波不知道，故未能参加。］
贺圣谟曾经想对人说出这段谈话。1985年，王元化、钱谷融先生应邀来宁波师院讲学，贺曾陪他们，曾想同王元化说出这段经历。当时贺又想起，王元化刚刚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卸任，在贺看来，他还是个官，多有不便。算了，不说了吧。
时间一过就是十年。1996年10月24日，周海婴先生应邀来宁波参加纪念巴人95诞辰的学术讨论会，贺圣谟同他偶然相逢。在丁景唐先生下榻的客房里，贺向海婴转述了毛、罗关于鲁迅的对话。……同海婴讲过这事后，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毕竟当面向鲁迅的亲人讲了这件他应当知道的事；信或不信，只能由他了。（编者按：参看本书中《“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一文）
“毛罗对话”并非“秘密”，他们说话是在会场里，旁边肯定会有人听到——听到的人也不可能终生守口如瓶。恐怕由于当时“反右”大潮已起，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不敢哄传此事，以免引火烧身吧，因而知道的人就少了。但是，以罗老的性格和脾气，除对侄儿陈焜与学生贺圣谟外，他也是会同别的他信得过又相信他的人讲起此事的。
《宁波晚报》（2001年11月6日）上发表了贺圣谟所作《“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对海婴文中的疏误作了补正，并叙述了贺把“毛罗对话”讲给海婴听的经过。
几乎同时，上海《新民周刊》获悉了这一新闻由头，来人专程采访贺圣谟，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2001年第48期）刊发了《历史不再是“孤证”——〈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引发当事人回忆》（作者为名记者陆幸生）。该文较详细地报道了贺同罗稷南的交往，结尾处说：远在美国的罗稷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有信，请周刊转交给周海婴先生，他也听自己的伯父讲述过这件事情……两位从无任何交往的人，都听说这同一件事情，可见孤证真是不孤了。”
（根据《新民周刊》2001年48期和《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的两文增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4节 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
——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陈焜
周海婴先生：
我愿意向你证实，关于鲁迅，毛主席的确说了他对罗稷南说过的那些话。
罗稷南是我的伯父。你可能不会记得我。我父亲早年为革命牺牲后，我1945年到上海，由伯父抚养。伯父和伯母有时也带我去霞飞坊看你们。有时，你母亲一个人，或者和周建人、郑振铎一起到我们家，讨论他们创办的《民主》和《周报》。我在霞飞坊见过你几次。你那时大概上高中，喜欢弄无线电，正在从矿石向真空管过渡。你曾经把所做的东西给我看，让我戴上耳机听。我上初一，人不但非常幼稚，而且对无线电一无所知，我和你来往很少。所以，你不会记得我。后来我到北大西语系，也知道你在物理系。我跟伯父说过。他要我找你。也是因为觉得你不会记得我，没有找。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幸好我的内弟王大猷把你的回忆录片段发过来给我看，否则，天各一方，我和你大概也就是相忘于江海了。
你提到的那段罗稷南和毛主席的对话是确实发生过的。1957年夏天，报纸上以头版头条报道过毛主席在上海接见知识分子的消息，提到罗稷南也在被接见的人士中。
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以前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什么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我不能说我记得的这段话一个字都没有错，但是，我记得的这些字是没有差误的。我也记得很清楚，伯父至少没有对我说过他“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这样的话，也不是把这事“埋在心里”。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当然深知事情的分量，不过并没有紧张害怕的感觉。
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伯父一生都是满腔热血，忧民忧天下的。他常常讨论教条主义的可怕，常常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包括高尔基和共产党之间的困难，也谈到苏联所谓“解冻文学”的爱伦堡。伯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得到的称号之一就是“中国爱伦堡”。问毛主席的问题，我以为对伯父说来是在所必问的。
你大概是知道的，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不过不是鲁迅先生有信给他的子英，是另外一个。我伯父年轻时就痛感民族的多难、民生的艰苦，千里迢迢从云南赶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要救国。我们云南人常常被人叫作“南蛮子”，比外面落后得多。我们老家顺宁现在叫凤庆，在云南又算更偏僻更闭塞了。以我们“云南蛮子”的蛮，1916年左右从顺宁出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又是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很不容易。在北大的教师中，他和梁漱溟最接近，和杨晦等同学是好朋友，在五四运动中也是奔走呐喊的先驱者。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大概给伯父的思路打下终身的基础。他同情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但是对不同的思路也抱着开放态度。五四以后，痛心于军阀混战，伯父先在东北，后来又回云南兴学办教育；比较接近而且长期有来往的学生有艾思奇、郑易里。后来，国难深重，伯父又投笔从戎。正像我的祖父支持蔡谔的云南起义并且成了蔡谔的主要助手一样，伯父支持蔡廷锴，当了十九路军的秘书，坚决抗战；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又支持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继续当秘书，在这段时间，他曾经代表蔡廷锴访问瑞金，和毛主席见面谈过话，和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了条约，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了当时迫切需要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药物和军火。这个条约的文本至少在50年代末还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早些时候在伯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以后，他定居上海，从此就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生了。
伯父翻译写作的生涯，用罗稷南做笔名。罗稷南是唐吉诃德的坐骑的名字，瘦骨嶙峋，虽然吉坷德先生把它看成威武雄壮的骏马，实际上已经是疲弱无力的朽物。以驽马自居的态度流露了救国道路的崎岖在伯父心里留下的许多悲哀和痛苦。日本占领上海后，伯父、伯母和你的母亲一起被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以后，军警宪兵在上海大街随时搜身，就地处决。伯父亲手提着一座无线电台从上海经过镇江渡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当时在苏北主管宣传的冯定。伯父后来谈到他在苏北几个月的观感的时候常常说，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献身精神，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不习惯。
1955年，我回上海休假。伯父说，1950年，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担心思路不习惯，他没有辞也没有去，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做当时称为自由职业的译者。如你所知，这类自由职业者在解放后迅速消失，只有上海的少数几个文化人还保持着这种比较独立的身份，并且还受到一些尊敬。
我和伯父在1960年见面的时候，反右派已经过去三年，很多知识分子已经都学会敛声屏息了，伯父还是依然不改昔日的风度痛诉教条主义的灾难，并且经常说起农村里正在发生的饥饿和死亡。我记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亚南私下谈起这些事总是心情非常沉重。
1964年我们见面，谈到“大搞阶级斗争”，伯父也更加忧虑。
最后一次见伯父，是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干校突然接到我三叔的电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