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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
吴耀宗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
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这些人的政治身份，雷洁琼说“九人中除阎宝航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两个学生代表是地下党员。（见《雷洁琼文集》上，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6月23日请愿团启程前往南京。开车前，在上海北站举行了有十万七千余人参加的欢送会，执行主席林汉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仆人；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在人群中，不断响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声。
雷洁琼在前面引过的那篇文章里说：“车离开了火车站，我偷偷地问马老：‘今天这么大的欢送场面，大概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吧？’马老回答说：‘你说对了。’”（前引书，第403页）。具体情况他没有说，在江渤著的传记《马叙伦》中，对此有简要的叙述——
中共上海局对此行非常重视，直接领导发动群众到站欢送。为加强领导，特地成立了秘密指挥部。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张执一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离宝山路不远的一家民房里。地下党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委的张祺，学委的吴学谦，职委的陆志仁，都担任了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进行秘密指挥。在地下党统一领导下，马叙伦和“人团联”的其他常务理事一起，领导所属各团体单位，对欢送大会作了周密布［部］署和准备工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在欢送大会进行过程中始终在群众队伍里，进行秘密指挥。这时，当代表乘坐的列车开行之前，又到车厢仔细察看，还有一位联络员随车前往（前引书第170页）列车被阻于下关车站。一些自称是“苏北难民”的特务暴徒等在这里，包围和纠缠请愿团成员，话不投机，于是就打了起来。殴打的经过，雷洁琼的《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得颇为详细，这里就不细说了。
1946年6月24日南京《新民报》晚刊报道说——
记者于今晨十一时赴中央医院，分访受重伤之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及学生代表陈震中，兹特态印象于后。
马叙伦先生：马先生年逾六十，白发苍苍，昨晚被打后，头部、腰部、胸部均受重伤，现在已呼吸不均。看护女士以马先生年事过高，受伤颇重，劝阻记者与之谈话。（见《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
接着写其他几位伤势的，不引了。
应该指出的是，不但请愿团的几位代表挨了打，代表民主同盟总部前来车站迎接请愿团的叶笃义，前来采访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大中报记者徐士年都挨了打。浦熙修为了保护雷洁琼，受伤也不轻，头发都被暴徒拔去许多。
据唐纵6月25日的日记，“经警察厅查明，下关事件系南京市党部的领导”（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唐纵做过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这时是警察总署署长，他是了解情况的。这就对了。马叙伦等人从上海出发，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在下关车站阻拦和殴打他们的暴徒，却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导的，原来这整个事件就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斗争。这就如同讲解棋局的电视节目一样，观众只看见棋子的走动，棋手并不出面。
刘西渭（即李健吾）的文章里说的“银行董事蒉延芳先生会请愿挨打”，也就是这件事。雷洁琼在《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了一点他的情况：
蒉延芳先生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蒉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给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蒉延芳先生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前引书第399页）
据雷洁琼说，当暴徒在下关车站行凶的时候，“被围困在西餐厅的盛丕华、蒉延芳、张伯等人，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没有挨打”（前引书第409页）。到达南京之后，他是唯一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团成员。
有的作者说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被杀。这两位都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李公朴是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散会之后即被特务刺杀了。关于李闻一案，发表的史料已经很多，不必细说了。可以指出的一点是，从唐纵的日记看，李公朴和闻一多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蒋介石不会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他的政敌，也不是说他并不十分仇视民主同盟。例如这年2月6日的日记，记“主席官邸会报决定”，其中就有这样一项：“对民主同盟为共党作鹰犬应予膺惩。”（前引书，第587页）6月5日的日记：“上午情指（按：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开会，主席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前引书，第622页）明显的表示了对民盟要“膺惩”和“打击”的态度。这“打击”要指向谁？他点了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三个人，却没有点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很明白，那时罗、沈、章三人，在民盟内部，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对外是民盟的主要代表，都是国民参政员，有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在政治斗争中的能量，比李、闻要大得多。从民盟自己的安排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李、闻是民盟的中央委员，而罗、沈、章是中央常务委员。假如蒋介石要下令暗杀民盟的人，首先会在罗、沈、章中挑选，而李、闻恐怕还不在他的视界之中。
闻一多被刺之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办公。从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到案发之后他的反应。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边二的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前引书第632页）这个军统局二把手不知道是“何方所为”，可见不是军统局作的案。第二天，“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前引书，第630～631页）。23日，他从重庆飞昆明。调查的结果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人作的案。27日，他到庐山向蒋报告案情：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余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相。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按：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前引书，第633～634页）
第二辑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第37节 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5）
霍揆彰让手下的人杀了不必杀的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给共产党方面增加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使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这霍揆彰岂不是发了疯吗。蒋介石本人就没有这样蠢，不会去做下令刺杀李、闻这样的蠢事。
当年《文艺春秋》这一组笔谈的作者们，不止一人提到郭、马挨打，李、闻被刺的事，以此来推想鲁迅，如果他活着，也不免像郭、马那样挨打吧，不免像李、闻那样被杀吧。其实这推论也未必恰当。郭沫若挨打，是他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到校场口去参加庆祝会。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不会去校场口呢？解放后给现代作家排座次，有一句口诀，叫做“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置于郭沫若之前；既然郭沫若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为政协代表，鲁迅就应该更可以了。在笔谈中，魏金枝说，倘使鲁迅还活着，“或许也被请到政协去做一下幌子”。恐怕也未必。确定政协代表的名单，不是用文学或学术方面的声望做标准，而是用的政治标准。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写了《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等等安排为政协代表的，而是因为他有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做过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38年）这样的经历。鲁迅没有诸如此类的经历，不会获得政协代表的提名，2月10日就不会去校场口，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马叙伦是因为到南京去请愿挨打的。我愿意假定，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他会赞同请愿团的全部主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赞同赴京请愿的这个具体做法。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写了好些篇文章赞扬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见《华盖集续编“死地”》）。1935年，他又在一篇热情赞扬“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从他一再表明的态度来看，他不会坐在6月23日的列车中，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被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