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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生活在灾难深重、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对于满目疮痍的祖国，充满着切肤之痛。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抱着自我牺牲精神，矢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经历了痛苦的摸索过程，终于找到了解放祖国的伟大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更是一往无前。“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及其高尚气节，永远光照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前人所未曾做过、甚至未曾想过的伟大事业。要迅速改变经济还不富裕的落后状态，要努力消除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开放政策而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影响，更需要充分认识加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使人们激发起振兴中华的信念，树立起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决心。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鲁迅始终站在被压迫、被损害的劳动人民一边，同人民大众的感情息息相通，为人民大众而呐喊，为人民大众而战斗。鲁迅毕生怀着对劳苦大众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从事自己的工作。他时刻想到自己的创作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有益于青年。他把文艺看做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和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学鲁迅的榜样，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像鲁迅那样，和党采取同一步调，注意文艺的社会效果，用文艺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敢于斗争、“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弊端，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所造成的所谓国民性的愚弱，看得非常透彻。这种“看透”，并没有使他悲观，而是激励他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认识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落后、深受长期封建买办思想荼毒的国度，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思想文化，是很艰难的。他强调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启迪人民的自觉，重视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重视“民族病态”的揭发与疗救，“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而“治这麻木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在十年内乱之后，我们要把四化建设搞好，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更加需要发扬这种“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更加辉煌的胜利。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精神。面临着凶残的敌人和狡猾的对手，鲁迅横眉冷对，英勇无畏，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对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事物，深恶痛绝，毫不妥协地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他对各种错误思潮，不论是“左”的或者右的思潮，都敢于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对同志和战友的缺点错误，他也坚持原则，不留情面。他的批评往往很尖锐，但又是诚恳地、与人为善地进行思想交锋。他批评别人，却不忘记、或往往更多地认真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爱憎分明、大公无私、襟怀坦白、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他的善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立场和态度，在今天更加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在思想战线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严重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端正和整顿党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纠正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当前，特别要进一步克服领导部门的软弱涣散状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不能姑息，不能迁就。那种害怕和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和作法，是完全不能姑息，不能迁就。那种害怕和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和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都需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原则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同时又要注意解决不同矛盾的方法，真正使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当前，我们特别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坚信党的路线、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共产主义精神。鲁迅一生追求真理，永不停顿，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鲁迅虽然没有能参加党的队伍，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候，他就高瞻远瞩、满怀豪情地预见“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将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冲锋陷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国各族人民、广大青年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光辉榜样，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攀登新的高峰。
鲁迅精神是祖国的瑰宝，是民族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深入地研究和继承鲁迅的思想遗产，把它变成我们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研究鲁迅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正在首都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良好的开端，必将推动鲁迅研究事业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面发展。我们期待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在全民族中蔚然成风，让鲁迅精神永放光芒！
（载《人民日报》1981年9月25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5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1）
李普
［编者按］：本文摘自作者2002年8月所作《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发表于《炎黄春秋》2002年10月号。标题与小标题均系编者所加。
什么叫做“识大体”？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文化人为对象，所有的大教授、大学者几乎无一幸免。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五十五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即统战对象）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鄙视，我想很难很难；看来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一点，这叫做人各有志吧。
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这样直言无隐，真率坦荡，毫不掩饰顾忌，果然不愧为一世之雄。他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有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不知所终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文化人，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文化知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1949年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关在牢里”还能写什么？
关于“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