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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牢里”还能写什么？
关于“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任何“革命组织”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就是班房），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斑斑可考。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部门的“造反派”普遍地、为所欲为地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然。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所谓“挨整就是坐班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早已做过了！ 还可以上溯到那个世纪20年代湖南的农民运动。那篇著名的雄文中的“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念得最多，而且是句句照办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那种无所顾忌、调侃而又简明的风格把这种情况一语道破，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种法制与人权，那么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封建传统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说，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很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专制传统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式“文化专制”传统之故。……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必须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真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文化人才。这种不要文化人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6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2）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那些“文化人”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
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更大的损害是全国文化人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文化人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化人长期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超过了七八百年前十分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这在中国固然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样地对待文化人、这样地对待教育，是整个愚民政策的体现。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深入地算。
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在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伤、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
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或自己那个小集团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文化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首席代表。所以，历年来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问题，都是现代文化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天问”。
“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
是正儿八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文化人，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整风文献》，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当头棒喝，至今记忆犹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